「雙偶」坐落在聖日耳曼小廣場邊上，在成千上萬家巴黎咖啡館裏，它上了各語種的巴黎導遊書，因為它是塞納河左岸出了名的作家咖啡館，甚至巴黎文學圈還在這裏設立了一個文學獎，也叫「雙偶」。

 

其實那「雙偶」，卻是店堂裏的兩個木頭人雕像，兩個尖嘴猴腮的人，穿了中國清朝的衣服，留了奸詐的八字鬍。

 

從前有許多作家、藝術家常常去那裏會朋友、讀書、高談闊論和寫作，沒有成名的天才在這裏把自己最重要的成名作三文不值兩文地賣給出版商。沒有錢住好房子的人，一早就來到這裏，幫酒保一起放下昨夜翻起在咖啡桌上的椅子，然後買一杯牛奶咖啡就開始寫作，省了暖氣的錢，就像海明威在1921年到1926年在聖日耳曼廣場的咖啡館裏度過的寫作生涯一樣。但還有別的原因，也許是更重要的原因：咖啡館已經形成的自由無拘、暢所欲言的氣氛。別的桌上嗡嗡的細小談話聲，刺激著自己倦怠的思想，激發著自己想表達的願望，偶爾進來坐在門邊等人的年輕姑娘，以渾然不知的姿態，打開了海明威的思路，「也許我可以把她寫到小說裏去」，他這麼想。靈感突然來了：意念、細節、故事，緊跟著汹涌而生動地汩汩而來。也許這就是巴黎的文人們把咖啡館當作是自己家的一個房間的原因。我相信當時一定有許多人像海明威一樣，可最終是海明威出了大名，於是，我們現在就只知道他的故事了。進入「雙偶」，用眼睛找的是結實粗壯的美國青年，上唇留著剪齊的鬍子。

 

「雙偶」是店堂裏的兩個木頭人雕像，兩個尖嘴猴腮的人，穿了中國清朝的衣服，留了奸詐的八字鬍。


也有人喝醉酒、吵架、調情、用報紙的一角團起來掏耳朵，好像這兒是大家的起居室。在1950年波伏瓦給美國情人的信裏，她提到在這裏寫《第二性》時被來找她說話的人干擾的事，因此她決定上午在家裏寫作了。要是會她的同性戀女朋友，聽她說自己寫的小說，她們還是到這裏。那個醜女人愛著波伏瓦，坐在她對面眼淚汪汪地說著自己不求回報的愛情。而波伏瓦對奧爾格倫說，自己不得不假裝高興地接受，為了不要太傷她的心。

 

薩特有一張有名的照片，他低著一對鼓出來的大眼睛在咖啡圓桌前，讀放在咖啡杯子旁邊的書，這張照片就是在「雙偶」裏拍的。那時他已不是一個無名的哲學老師，而是著名的左傾知識分子。現在，照片上的咖啡圓桌還在那裏放著。要是你現在走進去說，要一杯加牛奶的咖啡，酒保給你端來的，還是一樣的杯子，小碟子上放著把小勺。只是價錢很不一樣了，從瑞士來的人也喊貴。但是大家裝出接受的樣子，掩飾自己一個外國人吃驚的表情，若有所思地點著頭，怕顯出自己鄉氣。其實這是最徹底的鄉氣表情。這裏的酒保就像真正老派的紳士，小心周到、氣宇軒昂，即使是圍著白色的長圍單，他們看上去還是那麼有身份，一舉一動合乎章法。他微微俯下身來聽你南腔北調的怯懦的法文，如親王體恤民情的高貴而禮貌。讓人忘記了自己不是來看法國貴族遺風，而是來找文人們曾經坐過的地方，穿牛仔褲的人趕緊把兩條腿往桌子裏移進去。等酒保得令而去，再說：「原來這麼貴啊，巴黎真的太文化沙文主義了。」

 

可是，源源不斷進來的人還是把所有的桌子都佔滿了。

 

我鄰座的美國人，就要了那樣一大杯咖啡，然後，從外衣裏拿出照相機，照相。他是個中年人，頭髮灰白，米色的細帆布長褲、燈芯絨的便服，是普林斯頓老師的打扮。眼見得他的臉色漸漸虔誠起來。是幻想這位子上也許就坐過薩特吧。也許他在幾十年前是一個存在主義者，在他的哲學課作業上闡述過對「他人是地獄」的理解。而我知道薩特，已經是八十年代了，我那一屆學生差不多是中國第一代在自己的成熟過程中熱衷於存在主義理論的學生。夏天的學校圖書館裏，總可以見到幾乎縮到椅子裏的入了迷的學生，一手捧著薩特的書，一手摩著腿上的蚊子包，用指甲在上面掐出不少紅印子。那是一個人在熱忱的青年時代親近過的理論，不滿於傳統世界觀的青年們，曾經想要用它來把握將要進入的大千世界。

 

薩特就曾坐在這裏與人討論他的存在主義，當時據說還有紀德和加繆，而我們現在也和他們坐在一個空間裏，只是他們已經不在這裏。關於他的回憶，在差不多每個客人心裏，都像鳥一樣被激活，飛在小小的、圓圓的咖啡桌子上方。自己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形下讀薩特的書，或者羡慕著薩特與波伏瓦的感情和生活方式，是結伴來的客人的話題。「我知道薩特，是上大學的時候，我同學的哥哥是哲學系的學長。讓我想想，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呢。」我聽到這樣的談話從鄰座傳過來。萍水相逢的人，因為這樣的談話，分享了別人的一點點過去。

 


也有人只是看著大玻璃外面的街道人來人往，對面的啤酒館也是人來人往，那裏常常有大出版社的編輯約作者談書稿，聽說無人引見的無名作家也會在那裏守株待兔，希望在吧臺上巧遇心儀的編輯，開始轉運。也許會有人想到同在巴黎生活的瑪格麗特．杜拉斯，她並不常到咖啡館去。在《物質生活》一書中她解釋說，「沒有合適的衣服」。

 

什麼才是對咖啡館來說合適的衣服呢？

 

大概杜拉斯指的是有助於向咖啡館裏別的人展示自己有多少自由個性的衣服吧。大多數人並不在意自己穿什麼去咖啡館，只要不穿晚禮服就行。大多數時間只是獨自在家孤獨寫作的女人，一旦開始寫長篇小說，就會有幾個月無法定下心來仔細照鏡子的女作家，真的不會有太多表現自己個性的衣服。可如果這個女作家對於想精確地表達自己又非常在意的話，對於自己不能成為自己喜歡的咖啡館裏的風景，會感覺沮喪吧。其實這也許不光是對自己深感興趣的女作家的心情，同時也是一些住在聖日耳曼廣場附近大房子裏的女子的趣味。據說在下午，有過風霜閱歷、有閑也有錢的女子常常精心打扮以後，去固定的咖啡館裏喝咖啡，像一個個熟透了的果子，散發著漫長成長經歷的氣味，惹人注目。

 

酒保可以算得上是這裏最穩重的人了，他站在哧哧作響的牛奶蒸汽機前，透過裊裊的熱氣淡然地望著客人們亂忙，多少自己以為是絕世天才的人在這裏頭破血流，又有多少看上去最好勸他當晚就回家的人，日後果然功成名就，比如海明威，比如畢加索，比如列寧，比如凡高。他從做這份差事開始，就坐看滄海桑田，學會了不動聲色。連警察也學會了不對泡咖啡館的人認真。1917年的某個冬日，一個落拓的天才在激憤之中一下子把自己脫光了，衝到外面大街上，警察只是過來問他冷不冷。

 

現在來這裏的人，個個昂著頭，好像在聞空氣裏面那些渴望成功的激情、靈感迸發的迷亂和夢想成真的大喜。個個拿眼瞟著別人，想看出來在座的有誰可能是下一個薩特。

 

這時，來了一個下午賣報紙的人，抱著一大堆法文報紙，一個桌子一個桌子走過去，大家都搖頭。這時我發現，原來現在坐滿這裏的，全是來巴黎的旅遊者，沒幾個人能說法國話，連酒保招呼客人，也第一句就說英文。這裏現在是旅遊的一個景點了，沒有人會在這裏看法文報紙。

 

等在這裏準備不再錯過第二個薩特的人們，可以去演《等待戈多》，它的作者貝克特，也是當年常常在此流連的人。只是現在他們都不在了，而原來他們留下來的法國牛奶咖啡香混合著靈感與激情的空氣，也被回絕賣報人的聲音所攪散。

（本文及圖片轉載自陳丹燕《咖啡苦不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