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要乞討過活吧，怎麼在美國這兒好像要比在馬來西亞更艱難許多。

 

夏日到紐約轉了一圈，周日回到巴爾的摩，正碰見院裏有人在搬家。

 

夏季是搬家的高峰期。上個星期這兒才剛搬走了一戶三口之家。那位年輕的日本太太與她的美國先生在庭園裏與鄰居一對老夫婦擁抱作別，陽光下每個人都閃閃發亮。這一回遷離的是一個年輕漂亮的獨居女子，據說是個小提琴老師。我記得冬天時曾見過有提着小提琴的孩子從她住的那幢房子裏走出來，在雪地上向她說再見；偶爾也有母親帶着孩子穿過入口的拱門，靜靜地沿着狹長而筆直的小徑走到她的門前。有時候母親與女老師在門階上細聲寒暄，那挽着小提琴的孩子昂起臉觀顏察色，不時得體地回應以微笑。

 

奇怪的是，儘管我坐在窗前，還把兩耳都豎起來了，卻總是聽不真切她們在說些什麼。我甚至從未聽見院裏響起過小提琴的聲音。

 

我住的地方在高地路上，是一座四合院模樣的莊院式公寓；四面有紅磚砌的雙層樓房，都有着白色的門樘與窗框。被樓房合圍的長形方庭草木森然，冬日時尤其蕭瑟，看着總讓我想起歐洲的一些療養院，甚至有的時候，冷天濕雨，鴉雀無聲，會使我聯想起梵谷死前一年住過的聖雷米精神病院。

 

我住的地方在高地路上，是一座四合院模樣的莊院式公寓。（資料圖片）

這宅院有六、七十個單位，住戶不過四十，其中多數都是退休老人，有幾位特別老朽的，腰杆已直不起來。房東本人是個健碩開朗的中年婦人，出於體貼，多將這些銀髮族安排在靠近前面入口的房子，而且都住在底層，不僅省卻上下樓的麻煩，還能「分得」窗前小小的一片花圃，甚得老人歡心。那些頭髮未白的房客，小家庭也好，獨居者也一樣，都安排在比較靠後的房子。於是小提琴老師與我住得頗近，就一個小對角，天黑時就着燈光，各窗戶自成世界，便可瞄見她在窗裏窈窕的剪影。

 

那樣的窗，有時候會讓我覺得像水族館裏整齊排列的魚缸，人們都在各自的小世界裏閒適地生活。要安靜過日子不是容易的事，這一帶是中產階級住宅區，高地路上一片一片翠綠的草坪，一幢一幢雅緻的獨幢樓房，裏頭住的多是典型的「美好家庭」─一對教育程度高，事業有成的白人夫婦（或事業成功的丈夫加專心料理家庭的太太）與幾個不愁吃穿，在私立學校上學，漂亮得洋娃娃似的孩子。這兒的寧靜，其實就與滿街上的樹蔭和鳥語，以及庭院裏四處奔竄的松鼠屬同一個配套，早算在房價裏了。

 

這座歐洲情調的公寓，儘管老舊，但修繕與管理良好，房東雇來兩名萬能修理工，每天開着載了各種工具的高球車在院前院後巡視。後院裏兩棵上百歲的參天巨木是「鎮宅之寶」，好像能證明宅院本身與自然界關係良好，於是白日啄木鳥棲枝，夜裏貓頭鷹留守；院子裏該有花栗鼠時有花栗鼠，該有螢火蟲時有螢火蟲，像是在城市裏給各種小生物劃出來的一片保留地，但想清楚了，這地其實是給「人」保留的，其他生物的存在（或不存在），如同那些新式公寓裏的私人泳池和健身房，都設計在住房配套裏，只有付得起錢的住戶才得享用。

 

院子裏該有花栗鼠時有花栗鼠，該有螢火蟲時有螢火蟲，像是在城市裏給各種小生物劃出來的一片保留地……（資料圖片）

無論如何，這莊院裏的寧靜價值不菲，大家可都付了錢的，也都很有公德心地保護這得之不易的美好。除了房東太太與一、兩位性格特別爽朗的住客以外，人們平日交談都不敢聲張，我的同屋室友每天從外頭回來，只要一踏足莊院範圍，說話會自然（而不自覺地）轉成低語模   式─當然不是怕會驚擾了松鼠或鳥兒，而是怕會「毀壞公物」，打破了這美麗的生活圖景。

 

就兩個月前吧，房東給所有租戶發了一份通告，聲明每月一號是「交租日」，逾期者需多交百分之五作為罰款。這通告措詞嚴正，幾乎像所有的律師信一樣令人神經緊張。未幾，人們似乎就相繼撤走了。搬走的全是些相對年輕的住客，我原先只覺得車庫裏停放的車子忽然少了好些，還以為人們暑假出遊，後來才發現這些少掉的車子再沒有回來。我不免想起之前收到的通告，好像就能理解箇中緣由和因果。生活實難，莊院裏每一扇亮着橘黃色燈光，有着優雅剪影的窗，背後也許都充斥着各種不穩定因素，而「平靜」幾乎像是大家竭力維護着的一個光鮮的表象，好向生活借貸一點微薄的幸福感。

 

在巴爾的摩，我每次出門，都會在路上碰見不少流浪者。他們有男有女，出乎意料的多是青壯年；其中有些人像上班，無論是飄着雪的冬天抑或是夏季時氣溫飆到了華氏九十九度（三十七攝氏度）的日子，他們每天都各自守在同一個十字路口，懷裏揣着一張殘舊的紙皮，上面寫着各種救助語。當中有一個人舉的牌子讓我印象深刻：「我無家可歸，我沒有工作，我沒錢買吃的──這都不是我的錯。」

 

在巴爾的摩，我每次出門，都會在路上碰見不少流浪者。他們每天都各自守在同一個十字路口，懷裏揣着一張殘舊的紙皮，上面寫着各種救助語。（資料圖片）

那牌子其實可有可無，我懷疑會有多少人當真去看，並且真的願意相信。有時候這些據守十字路口的人甚至都懶得舉起他們的牌子，想來是他們心知肚明，人們總不需要用這張破紙皮去認證他們的處境。有一個下滂沱大雨的晚上，我坐朋友的車子回家。在一個十字路口看見平日常常在那裏的女流浪者。朋友忍不住絞下車窗，問她這下雨打雷的，你怎麼還站在這兒呢？我記得那女人在街燈下淌着雨水的瘦臉。她幾乎用吼的回答：「我就是要找夠十六元，今晚上才有住的地方啊！」

 

車子開進車庫以後，朋友察覺我一路無語，問我想的什麼。我說要乞討過活吧，怎麼在美國這兒好像要比在馬來西亞更艱難許多。

 

朋友聞言笑說，我們這裏的富人想必過得比你們的富人好。

 

小提琴老師搬走的那天傍晚，我與室友飯後散步，沿高地路爬坡而行，經過一幢一幢漂亮的樓房。我們不時佇足觀看，那些房子不斷從路旁的樹蔭中冒出來，讓人眼花撩亂，不經意便鑽入小徑，把路越走越深，直至天色暗黑，我們兩個路盲才有點迷路的惶恐。覓路歸去的時候，我們於黑暗中仍止不住一再向路旁矗立的房子張望。這時刻它們的廊下門前多亮了燈，但房子太大，每一盞燈亮起來都有氣無力，只顯得周遭的暗處魅影叢叢。

 

我與室友多少有些心慌，不禁都加快步伐。半是因為累，半是因為靜寂，而黑暗中所有的房子看來都巍峨，陰森，不可親近。好在這時候我們經過的草坪裏飛出來許多螢火蟲，牠們上百成千，一閃一閃地呼應着護送我們回到高地路。就在我們住的莊院外，有一隻貓頭鷹站在籬笆上對我們乾瞪眼，表情有點大驚小怪，彷彿一位耿直的守衛在責問我們何以遲歸。我們放輕腳步走過長長的方庭，行經小提琴老師住過的房子，窗內一片漆黑。

 

室友看我一眼，說你這表情啊，你知道有點像誰麼？

 

像誰呢？我問。室友壓低聲線，「就像賣火柴的小女孩啊。」


（本文轉載自《明報月刊》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