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者的文學——大會發言紀要
旅行者的文學——大會發言紀要
李顯華 記錄、整理
余秋雨：從篳路藍縷的旅遊變成波湧浪疊的華人旅遊
現在華人旅遊成了國際經濟的一個重要項目，就是說，浩浩蕩蕩的華人旅遊到那裏，那裏的經濟狀態便會改變。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旅行過程中的華人，旅行改變了國土面貌，改變了華人的精神面貌，也改變了世界人心目中的華人面貌。由於「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存在，我們可以做一個見證者，見證當年意想不到的事情。
誰也沒想到，這幾年中國旅遊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現時的情況是中國十分之一的GDP，都和旅遊有關，而其增長也和旅遊有關。我們雙十節的旅遊收入等於一個中小型國家的全部國民經濟收入。我們人山人海、風起雲湧的向全世界走，一開始當然有些負面新聞，但我們文化人都明白一點，我們父母之邦的同胞，他們到其他地方，目光會改變，生活方式也會改變。他們被人家笑了，但也聽到了人家的笑聲，回來以後，第二次旅遊便很不一樣，第三次更加不一樣，他們的下一代的情況便完全不一樣了。中國知道旅遊的重要，每個村莊、每個縣都以旅遊為目的來打造它的風景，由於旅遊的原因，山河也改變了面貌。旅遊讓世界進一步了解中國人有很多毛病，但是他們快樂、慷慨、嘻嘻哈哈、不知疲倦等等，這都是世界對中國人的印象。平心而論，做文化的人最後的歸結不是文字，是民族的集體人格，如果這個集體人格因旅遊發生巨大的變化，有的時候真的會超過啟蒙主義者、超過我們這些教授滔滔不絕地講話，它改變了大家的整個格局。我為旅遊這事情改變了中國的素質、面貌而感到非常高興。
同時我們的文學也發生了變化，以前旅遊文學是給沒有旅遊的人看，讓他們臥遊。現在大家都去旅遊，在旅遊的過程中他們需要指導、需要啟發，他們感到寂寞時需要交流，需要被人們告訴下一個更好的旅遊點。新的旅遊文學在網上發布，以一種新的形態出現，希望我們老一代的旅遊文學家關注，他們有很多建議、點子、精彩的東西，我實在希望老一代的文學家關注在網上出現的新一代的旅遊文學，他們更有人文精神，更有藝術感覺；他們玩得更冒險，玩得更精彩，更有生命感。旅遊需要文學來推動，但是旅遊某種意義上也救了文學，文學其實有時候會很狼狽。我聽一個導遊講，有一次一個中國到歐洲的旅行團，每個人都會帶?我寫的《行者無疆》，只有兩個人沒有帶，可見旅遊中，文學很重要。新的旅遊開始了，應該要提供大量的新的旅遊文學作品，這是我們下一代和今天在座各位中大學生的任務。
（講者為著名學者、作家。）
李昂：旅行終結者
跟絲路有關的一個重要人物—玄奘大師，他走過了非常辛苦的路程，去印度取佛經，而且去程和回程都是走同一條路。
我經常旅行，一年內有半年時間都不在台灣，而朋友都稱我為「旅行終結者」，因為我經常到了一個地方之後，很快的，那個地方就會發生叛亂或者戰爭，其他旅行者再難以前往。我認為玄奘大師也是「旅行終結者」，因為他回程的時候，很多國家經過政變、經過各式各樣重大的變化，恐怕都已物是人非了。
旅行要有新鮮感，如果要像玄奘大師一步一腳印的原路往回走，我們會覺得不好玩，但往回走是不是會給我們一些啟示呢？對「回頭」我有很深的啟發。在京都禪林寺裏有一尊佛像，他不是正面對?我們，而是往他的左肩回頭，他是在向跟在後面的人說：「趕快跟上我吧！跟上我最後就能夠到涅槃的境界。」令我們走向一個更宏觀的、更喜樂、更平和的人生路程。我在旅行中，可以深刻的面對自我，回顧自己這兩年到底做了什麼。而在厭倦且辛苦的旅途不再有新鮮感的時候，我會審視這趟旅行，審視自己的人生。
（講者為台灣著名小說家。）
劉再復：現代旅遊文學的困境與出路
由《明報月刊》總編潘耀明先生主持的「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已經舉辦了六屆。我參加了三次。兩年一次，我個人一次比一次蒼老，而會議卻一次比一次年輕、熱烈。這種探討活動對於香港是很有益的。中世紀的偉大哲學家與宗教家奥古斯丁說「上帝之城」包括「世俗之城」與「精神之城」。香港作為世俗之城，已發展到極致了，但作為「精神之城」，還是比較弱小，甚至可以說比較荒疏。而每兩年舉行一次的「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至少可以給香港注入一些思想的活水和文學的色澤，也就是可以強化一下「精神之城」，所以我們要支持。
這次討論會加了一個「絲路之旅」的副題。關於這個題目，可以講述兩種話語，一是歷史話語，即講述關於絲綢之路的記憶與想像；二是政治話語，即結合「一帶一路」講述絲綢之路的意義與前程。二者我都不熟悉，所以我不講副題，只講正題旅遊文學。我講的題目是「現代旅遊文學的困境與出路」。
旅遊文學在古代已很豐厚，然而，到了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之後卻碰到問題，甚至陷入了困境。最先是照相機的發明。一九二一年，卡夫卡就預見了這種困境。他的朋友興奮地告訴他，布拉格新近來了兩部照相機。他的朋友認為照相機有益於人類認識自己，但卡夫卡不這麼看。他說，相機只能使人類更多地「誤解自己」，也將使作家對人的認識更加「表面化」，使原來對人的模糊認識更為灰暗。事實證明，卡夫卡的預見完全正確。由於照相技術的發展，人們寧可觀賞風景照片，也不會再讀所謂「旅遊文學」，更不用說進入人的內心（深層）了。卡夫卡是一個偉大的劃時代的作家，他看到文學如果不走向人的內心（靈魂）是沒有出路的。文學是心靈的事業，但照相技術進入不了心靈。凡是不能切入心靈的文學都不是一流的文學。旅遊文學如果不能切入心靈，也沒有出路。果然，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文學藝術愈來愈喪失心靈性。法蘭克福學派傑出的思想家本雅明在他著名的論文《技術複製時代的藝術品》中說，技術複製固然有益大眾文學的繁衍，但是，同時也發生技術取代藝術的現象。電影的發明使演員像「道具」一樣被挑選，使他們只對着鏡頭（機器）表演（不再對着觀眾表演）。本雅明還指出，複製技術的發展，除了導致藝術品本身的價值衰落之外，傳統的審美方式也會隨之式微。即那種認真的、全神貫注的、非消遣性的審美方式也隨之衰落了。這是生產與接受的雙向衰落。這不僅是生產方式的改變，而且是藝術價值的貶值，藝術丟失了原來的光韻（其實是神韻，即心靈光輝）。近年來，「微信」等電腦技術的發明，使我們在「朋友圈」中天天看到旅遊圖像，世界各地的旅遊勝景不斷地出現在我們面前。可惜，這些圖像都是拼湊的圖像，完全讀不到「圖像」與心靈的碰撞與匯合。這些圖像不是藝術，更不是文學。在「圖像」覆蓋一切的世界裏，我們更感到旅遊文學的頹敗。
儘管現代技術對旅遊文學衝擊極大，但我相信旅遊文學不會滅亡。它仍然可以找到出路。我到過四十多個國家，寫了不少「遊記」。為了挑戰「技術」，我刻意運用了三種心靈性思維，或者說，把三種「心靈感悟」帶進了旅遊文學。
一是「批判性思維」。我寫的《凱旋門批判》（法國遊記）和《鬥牛場批判》（西班牙遊記），都運用了這種思維。法國人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很大，但太驕傲。當他們帶我去觀賞凱旋門時，其驕傲的口吻讓我受不了。因此，我指着凱旋門對他們說：「這凱旋門建築確實漂亮，但就文化境界而言，卻不高。」他們驚訝地問：「為什麼？」我從容地回答：「我們古代的哲學家老子在《道德經》中說，對待勝利的態度應當是『悲傷』的態度，而不應當是『慶功』的態度。老子說：應當『勝而不美』。他說『兵者，凶器也』，『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戰爭不是好事。勝利者雖獲得勝利，卻殺了人，所以，正確的態度不是慶祝勝利和慶祝『凱旋』，而應以『喪禮處之』，即以悲傷的態度對待勝利，而你們卻極力為凱旋叫好，甚至構築凱旋門。你們不是很講人道主義嗎？我國兩千多年前的哲學家，才真正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法國的朋友聽說之後，沉默了下來。
二是「發現性思維」。我寫的《捷克遊記》便是這種思維。我在二○一二年和妻子、小女兒遊覽布拉格，發現這座城市太美了，並發現美中之最美是教堂。許多教堂真是美不勝收，天下無雙。從教堂的美景中，我發現斯大林的萬千坦克為什麼佔領不了布拉格了。斯大林的坦克部隊又重又硬，但是，它終於撤出布拉格，歸於失敗。捷克人民終於驅逐了坦克，贏得了新生。為什麼強者會敗退？因為布拉格人從小信仰宗教，上帝的根莖通過教堂伸進他們的心靈深處、情感深處，這些根扎得很早很深很堅固，任何坦克裝甲車都無法碾碎它。這些根至柔至軟，然而，至柔克至剛，至弱克至強，真摯的信仰終於戰勝了強大的機械部隊。在此思維中，我切入了心靈。
三是「聯想性思維」。我在意大利的維羅納城遊玩時，到了最著名的旅遊點，即莎士比亞筆下的情聖茱麗葉與羅密歐相戀的小院子裏。那裏豎立着茱麗葉的銅像，她的胸脯被萬千有情人（旅遊者）用手指撫摸得閃閃發亮。我讀過來到這裏的旅遊者所寫的許多文章，都覺得太一般化，因為他們缺少聯想。我則聯想到莎士比亞的其他作品。這位偉大的文學家，我崇拜的偶像，也有敗筆。他寫的《終成眷屬》，就一反《羅密歐與茱麗葉》那種情愛可以超越家族紛爭和等級偏見等世俗界限，而寫了一個平凡女子，為了贏得一個貴族男子的愛情，而全然喪失自己的尊嚴，讓人讀得灰心喪氣。在此思維中，也切入了我的心靈。
可見，如何切入心靈，才是旅遊文學真正的難點。這種文學的出路，自然也應當從心靈裏去尋找。
（講者為著名評論家、香港科技大學賽馬會高等研究院資深訪問學人。）
張信剛：陳褘（玄奘）與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h）給我的啟示
玄奘出行十八年後回到長安，口述並由他弟子辯機撰成《大唐西域記》。玄奘的路線是從西岸前往印度，在印度到了很多地方，再回到今天的和田。他回來時帶了很多經書，而他看過的地方我們今天還能看得到，例如在新疆庫車附近的龜茲石窟。《大唐西域記》歷來都被中國人重視。到了十九世紀，英國統治印度的時候，英國學者才知道唐玄奘寫的那個時候的印度是印度歷史沒有記載的，因為以前打仗的關係，王朝滅掉之後，進入另一個朝代。唐玄奘的作品填補了印度歷史的真空，所以在印度國會中設有玄奘的像。
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是一位有蘇菲神秘主義的穆斯林，並且受過穆斯林法學教育。他從二十三歲開始在外國走了二十七年才回國，包括到中國三年，也曾在印度為了要賺錢而當法官。回國以後，蘇丹聽說有這樣一個奇人，就請他寫書，這本書用中文翻譯叫《伊本．白圖泰旅遊記》，是一本讓我們今天了解十三、十四世紀絲綢之路的最好啟蒙之書，對於我們今天講到的「一帶一路」國家也有提及。
玄奘和伊本．白圖泰相隔了七百年，一個是七世紀，一個是十四世紀，他們共同的地方有以下幾點：第一，他們都不是公派，沒有人要他們去，也沒有什麼任務，而是自己要去，不為利益，還要歷險才能夠遠遊。第二，是他們長期在外面生活，擅長跟不同文化的人生活，而沒有失去自己，同時也能夠跟當地社會不同階層的人交往。非常明顯的他們不只是一個過客，他們住在那裏，一住就是幾年。他們願意學習各地的語言、文化、歷史，在他們的書裏都能表現出來，他們記載了不同國家的社會組織、經濟狀況和政治制度。第三，兩個人不約而同地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得到人力物力的支援，才能寫出這兩本傳世之作，他們的書在當時固然有用，在後世也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沒有任何考古學家能證明這兩本書的內容有錯誤。我覺得旅遊文學作為文學的一部分，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不只是轟動一時，而且是能夠傳世、影響後代。
（講者為香港城市大學前校長。）
李焯芬：絲路旅遊與「一帶一路」
我們現在常說的「絲路」，包括了陸上絲路和海上絲路。前者其實是個橫跨歐亞的商道網絡，公元前五世紀已開始出現，於公元五至八世紀（即中國的唐代）達至高峰期，其後逐漸被海上絲路所取代。絲路既是商道，又是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傳播的重要渠道。佛教、伊斯蘭教、景教（早期基督宗教的一個分支），摩尼教（也就是金庸先生筆下的明教）、祆教（亦稱拜火教），都是經絲路傳入中國的。一部絲綢之路的歷史，差不多已概括二千多年的中外交通史。
剛才張信剛教授及李昂女士分別提到了孤征萬里、不屈不撓的玄奘。他其實也是一位優秀的留學生，於貞觀初年歷盡艱辛，到印度求學，主要是要學習印度大乘佛教中期的唯識學。他由那爛陀大學的一個留學生，進而成為一位卓然有成的佛學導師（教授），最後成為國寶級的大學問家，連印度國君都捨不得讓他離開印度返回大唐。中國歷史上有名有姓的西行求法者，不下一百七十多人，可惜許多都湮沒於中亞細亞的茫茫荒漠之中，鮮有如玄奘這樣覺行圓滿而歸。一眾西行求法者為法忘軀的奉獻精神，實在教人動容。
當代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並倡議「一帶一路」這個兼善天下的世紀工程，目標是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及項目融資，幫助絲路沿線國家完善他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高速公路、高鐵、大橋、港口、發電站、輸電網、通訊設施等），進而帶動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這也是中國過去三十年總結出來的一條成功經驗。俗語說：路通財通。君不見：一條廣深高速公路，帶動了沿途地區非常可觀的經濟發展，包括新城鎮、大量工廠群、高新產業的湧現。沿線地價的暴漲，就更不必說了。
中國目前正協助東南亞國家、南亞國家（特別是巴基斯坦的中巴經濟走廊）、乃至到許多非洲國家（海上絲路的終點）建設他們的基礎設施。我們有幸也參與了一些基建工程的規劃與技術評估，包括中巴經濟走廊、非洲剛果河上的大因加 （Grand Inga）水電站（裝機容量為長江三峽大壩的一倍）和非洲大陸電網等。這些基建工程投資大，可能需要數十年才能建成。可以預見的是：絲路旅遊的內涵將會越來越豐富，交通條件也越來越方便。我們旅遊文學創作的泉源，也會越來越多姿多采。一帶一路，除了是硬體的建設之外，亦是中華文明與世界諸文明平等對話、互學互鑑、交流融匯、合作共贏的一個歷史進程。
（講者為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
朴宰雨：從東晉到唐朝去西域求法的僧侶的遊記作品比較
中國寫下求法遊記的和尚有四位，最有名的是玄奘，其他的是法顯、宋云和義淨，他們的遊記相當有意思。韓國也有僧侶很早去印度求法，例如八世紀的慧超。慧超留下的《往五天竺國傳》，雖然不完整，但極具歷史和文學意義。
從文學的角度看，法顯的《佛國記》、玄奘的《大唐西域記》都很有文學性，慧超的《往五天竺國傳》的文學性在哪裏？書裏面有五首詩歌，甚具文學價值。而且遊記不只是描寫客觀的事物和情況，主要是表達自己的感受，表達自己的思考能力和體會。《佛國記》的法顯大概旅遊了十三年左右吧，他通過陸地去，回來的時候用海路，海上的絲綢之路就是他開始的。陸上絲綢之路是張騫開拓的，不是和尚們開拓，但有賴和尚們留下很多遊記，留下很多訊息及歷史資料給我們。他們懷着對宗教的熱情前往印度，他們很詳細地給我們記錄了那些國家的各種文化情況。
慧超在少年時代渡海去中國，在廣州拜印度出生的和尚金剛智為師，七二三年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入天竺五國，七二七年到了龜茲，然後經過敦煌回絲綢之路出發地長安。不久，把去印度求道的遊記整理成《往五天竺國傳》。
（講者為韓國外國語大學研究生院院長。）
吳漠汀：絲綢之路的思想：歐洲與中國最早的交流思想——文獻中的例子
經絲綢之路傳播開去的，有口耳相傳的歌謠、順口溜和高級藝術品，之後是留有文字的文學作品。
首先是廣為人們熟悉的「大洪水」，古今中外的神話傳說故事裏都有類似的記載。《吉爾伽美什史詩》最早描述「大洪水」事件：有位名叫烏特納比西丁的人，一天，有一個神在夢裏警告他，要帶家人和動物上船，這樣才能倖存下來。在西方的理解裏，這是帶有道德的原因，人類犯了罪，動物、植物和好人會倖存下來，在印度也有宗教的因素（佛教的），要救七個先知。中國也有類似的傳說，即廣為流傳的大禹治水的故事。除大禹治水外，在女媧補天的故事裏也出現了大洪水。其他如在《吉爾伽美什史詩》中被提到的，從中國傳播開去的典型形象，像半人半神（在中國，開朝的皇帝一般都有這種類似的記載，意思是告訴民眾皇帝是上蒼選擇的，他是神靈，百姓要聽從他的統治）。另外，初夜權、眾神、夢中警示、美女誘惑、烏托邦的天堂、長生不老藥、蛇的形象、地下城／地獄／陰間等等，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有相似的故事。
（講者為德國漢學家、德國維藤大學教授。）
蔣述卓：海洋旅遊與絲路審美
就當前的情況看，陸上絲綢之路的旅行文學成果很豐富，也很吸引人，相對而言，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及文學表達則呈薄弱之勢。文學藝術家怎樣通過采風，加強對海洋文化的認識，增加對海上絲路的文學表達及審美開掘，這是我們要重點關注的問題。在作家、藝術家筆下，不僅要有大漠文化、草原文化、農耕文化的表達，也要有海洋文化的審美表達。
就此，我提出三點建設性的意見：第一，將文學采風與對海上絲路歷史文化及歷史遺傳的研究結合起來，着重在海上絲路歷史文化方面，進行文學感受和表現。第二，着重對海上絲路沿線國家風俗人情的采風，尤其要重視沿線國家的華僑、華人在當地的生存與發展狀態，着重表現中國移民對海上絲路文化的貢獻。第三，着重對海洋至仁至美的文學表達，作家應該對這方面更進一步去體驗，更進一步去描寫。
（講者為廣東作家協會主席、廣州暨南大學教授。）
（記錄、整理者為本刊特約記者。）
（圖片由香港中文大學提供。本文轉載自《明報月刊》文化附冊《明月》2018年1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