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就像在離開每一座異鄉城市前，我都會去尋找郵局一樣；我已經習慣了，先在這些陌生城市裡尋找美術館。


  感覺就像在進入每一座豪門宅院後，直接去淘主人的珍藏。


  在紐約，我去的是古根漢（The Solomon R.Guggenheim )，然後趕在天黑前步行到大都會美術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前者主要是展出展館的建築物本身（無“廳堂”的螺旋式展覽牆，如被拔起的卷宗），再加抽象派大師康丁斯基畢生的作品無數。


  大都會美術館那裡有個短期的日本武士藝術展，而吸引我的，還有幾幅凡高的作品，莫內，以及愛德格德加（Edgar Degas）筆下的女人。

 

Edgar Degas - 舞者弯腰（又名芭蕾舞女演员）


  我想，就像在無明處追求光一樣，這些建在城市中的美術館，會讓我這初來乍到者，在一種不太實在的存在意識中得到十分私密的安全感。每次看到過去曾經在畫冊上看過的名作，總會有一份“終於被我逮著了”的親切。


  即便是面目被畢卡索lego得奇形怪狀的女人，或是康丁斯基那既像數學題，又像一堆摔開的零件似的幾何與線條，每每看到眼熟的，我不禁錯覺自己是個秘密的洞悉者，一個真相的持有者，又像一場捉迷藏遊戲的旁觀者，那樣地行經千山萬水，又穿越了時光隧道，在漂浮中茫茫裡遇上一些似曾相識的面孔。


  原來你在這兒。 於是我會站在那些畫前，笑得像盧浮宮中的蒙娜麗莎。仿佛早已預知百年後每一個前來相遇的人。


2. 

  他們說要感知紐約，還是得去聽聽音樂。


  於是我在週六晚上到百老匯看了一場音樂劇。獅子王。迪士尼原創，老少咸宜，自然比不得巴黎紅磨坊的表演般犬馬聲色。而周日晚餐時我擠到Blue Note裡聽爵士樂。這餐館號稱爵士之都，坐落在Greenwich Village，那是紐約的心臟位置，音樂成了這城市的心跳。



  我自然覺得紐約的心臟有點擁擠。人們不得不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擠在小小的餐桌上用膳，以至我有點不好意思不把整瓶的白葡萄酒分一些到旁人的杯裡，鋸牛排時還得小心翼翼，不讓手肘碰撞到身邊那俄國婦人豐滿的胸脯。


  那是一種叫我難以適應的局促，每個人只能分得那麼小的空間，小得來不及私密，小得連眼神的交流都會被攔截，小得那些瘦削的侍應生要像雜技演員似的，把堆疊得老高的大託盤扛於肩膀，穿行在只有他們才看得見的狹道上。


  Sophie Milman 是那天晚上的歌者。其他的，還有一台鋼琴，一把大提琴，一支薩克斯風，一套鼓。這些都擠逼在小小的臺上，音樂聽來很隨性，第一首歌就是Take Love Easy。好音樂如酒，能讓人暫且忘記環境的困窘。況且歌台雖小，每一個演出者卻都能分配得自己的空間。


  歌者適時禮讓，鋼琴與薩克斯風鋒芒畢露，而大提琴淡定，鼓聲從容，演奏者的風采一點不比歌者遜色。 


  這樣的音樂確實符合我所想像的紐約。現實空間狹窄，但夢寬廣而巨大，有足夠的土地分配給每一個懷抱理想的人。於是人們從世界各地聚集到這裡來，就像在華盛頓時，我和其他四人擠上一輛計程車。因路途無聊，大家自報來處，才知道有馬來西亞，黎巴嫩，肯亞，愛爾蘭，加上從埃及（有時候會是印度或墨西哥）來的司機，誰也沒到過誰的國家，而天大地大，我們像從五洲七洋撈上來的沙甸魚，被裝入一個罐頭裡。

 

  那一刻，我因為察覺地球很小，居然微微感動。


  藍便條的第一場演出未到十點便結束了。然後他們說，去聽紐約人聽的音樂。於是我們把雙手塞進大衣口袋裡，迎著有酒精味的寒風走到附近的Cafe Wha。這名字讓我覺得有嘩眾取寵的味道，而裡面的格調也像這名字一樣，凹凸不平的磚牆，略為粗糙的黑人與拉美曲風，鼓手坐的地方掛滿了瓶瓶罐罐和木魚狀的小樂器，這讓頭上披了許多小辮子的演奏者看來邪門歪道，像個求雨的巫師。 



  那裡相當吵鬧，適宜喝啤酒，不適宜舉高腳杯。而我忽然感到困倦，午夜離開之前，我一直都在集中意志力，緊盯著那黑人鼓手用他的各種小道具呼風喚雨。


3. 


  顯然，我深受電影荼毒。譬如乘船去艾利斯島（Ellis Island)時看見自由女神像，我腦中突然浮起“The Legend of 1900”中歐洲移民們擠在甲板上的畫面，並且有強烈的衝動想要舉起手指著女神像，用義大利口音高喊“A-me-ri-ca !”。


  電影裡的海上鋼琴師說，每一趟船上都會有這麼一個人，一個發現者。 而我站在林肯紀念館前，想到的是軍裝畢挺的Forrest Gump。白宮和國會大廈會讓我想起災難片。其他的美國符號，譬如到處飄揚著的花旗，以及總有一間在附近的星巴克，都會讓我對這個國家不至於感到太過生分。 


  我並不怎麼抗拒這些會寄生在記憶裡的文化符號。事實上，在國家廣場(National Mall) 與Smithsonian 博物館區遊蕩時，除了人，我也遇上許多不畏人的松鼠，鴿子與水鳥。這些生靈在一個城市中與人類共用存在的空間，讓我對華盛頓充滿好感。


  我想符號化本來就是其中一種記憶的方式，就像我明明已逐漸忘記人們的長相和名字，卻會在聽見Chef這個詞時，不由得“想起了”給我煮過義大利面拼盤的廚師，或是在聽說流星雨時，總會在心裡祈禱，溫柔地祝福那遠在哥斯大黎加的醫生。



  這些符號的作用是標籤一串事情，一些人，一段歲月或經歷。隨著時間那流線形的風化，我也許會遺忘大部分細節，卻必不至於忘記標籤本身，以及它背後的故事與刻痕。 就像看見堅果，我便會想起松鼠和英國。

4.

  現在我能記得的就是這些了。如果還有其他值得被記取的，大概已被我偷偷寫了在明信片背後，如今正在迢迢千里的寄送路上。其中或有遺漏，但就像我昨天才在給友人的回信中寫的，隨風的就隨風吧，消融的就消融。世上大多事情都如此，只能如細雨般落入塵土而無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