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失落了的香港文化景點
一、湮滅的文化遺址
西安政府年前斥資一千四百億(人民幣)重建大唐大明宮，是一項大手筆。內地各地近年大事興建文化景點，提升城鎮的文化質素，增添文化旅遊新景點，蔚為具有大遠見的策略。
反觀香港，近一百多年來，香港曾是不少知名的文化人、政治領袖居停的地方，但是留下的文化遺址卻鳳毛麟角。
早年孫中山先生曾在香港大學學醫，足跡遍及香港。港府在二００六年才開設一間孫中山先生紀念館，位於香港島中環衛城道七號，前身是何東胞弟何甘棠的住宅甘棠第。紀念館是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分館，介紹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生平及他與香港的關係。
少年時代的孫中山，在美國屬地檀香山先後就讀於英美教會所辦的意奧蘭尼學校和奧阿厚書院。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六年，孫中山到了香港，先後就讀拔萃書室、域多利書院。
畢業後，孫中山先進廣州博濟醫院附屬南華醫學堂學習，後來轉入香港西醫書院（這所學校後來併入香港大學）學醫。在校期間，孫中山不但努力攻讀醫學，而且還廣泛研讀了西方國家的政治、歷史、軍事、科學書籍，並結識了不少有志革命的青年朋友。一八九二年七月，孫中山以最優異的成績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
以上三個孫中山在香港學習的地點，都沒有留下任何遺跡和紀念景點，是令人感到遺憾的事。
至於其他文化名人的景點，從港英政府到特區政府都採取漠視的態度，隨
着城市的開發和發展，這些景點都一一湮滅。
廣東的佛山、順德很早便建成李小龍紀念館，連同美國的李小龍紀念館，成為全球鼎足而三、規模最大的李小龍紀念館。
作為李小龍的原居地香港，連一個正規的紀念館都沒有，只有民間在籌劃。就筆者所知，二０００年歐錦棠自掏腰包拿出十多萬港元在油麻地一個四百呎地方成立李小龍紀念館，只維持一年，不疾而終。
港府在香港市民催促及簽名行動下，亦曾有意設立李小龍館，其中兩個較具規模的計劃，最後都落空。
早年我曾策劃編輯一本《永恆巨星的一生──李小龍》大型紀念畫冊，知道李小龍在香港共有三處故居：小時候與父母兄弟姐妹同住的彌敦道二一八號一樓；一九七一年一家四口回港生活暫住的窩打老道明德園套間；第三處是逝世前的故居九龍塘的棲鶴小築，這亦是他最喜愛的居所，佔地連花園共五千呎，花園地面以小圓石鋪砌，很是別致。當年李小龍向媒體說，棲鶴小築恍如世外桃源。
李小龍前兩個故居，已不復存在了。至於對李小龍最鍾愛的居所──棲鶴小築的保育，香港政府一直不予重視、也沒有作任何表態，最後還幸由大業主余彭年主動提出，願意捐出來闢作李小龍紀念館，但因特區政府代表的傲慢態度，最終與余彭年談判以失敗告終。換言之，在香港，李小龍連一處舊居都沒有，真是死不瞑目！
最諷刺的是，香港的李小龍館被擱置，美國西雅圖政府已決定建立「李小龍動作博物館」(Bruce Lee Action Museum)。
李小龍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至六十年代中期在西雅圖生活，在這裏求學、結婚，一九七三年逝世後葬於西雅圖湖景墓園，其子李國豪一九九三年死後也葬於此。
歌星鄧麗君名聞遐邇，她位於香港南區赤柱佳美道的故居，最後被轉售並拆卸。這是一棟兩層的西式別墅，佔地七千一百五十平方呎，鄧麗君於一九八八年以七百萬港元購入，花了一年的時間裝潢，翌年入住，一直到她於一九九五年逝世為止。
故居外牆為綠色，半圓形的露台成為別墅的主要外觀，室內裝潢及傢具則以鄧麗君喜愛的粉紅色及紫色為主。這是鄧麗君逝世前的香巢，是珍貴的文化遺迹。為什麼香港政府不出手搶救──甚至購下，作為鄧麗君文化紀念館?!
倒是為了紀念鄧麗君逝世十周年，鄧麗君文化基金會在廣西桂林按香港故居的原貌，於愚自樂園興建了鄧麗君紀念花園和紀念館。
此外，鄧麗君基金會與台北縣觀光局，耗資五千萬元新台幣（約 1,211萬港元），在金山鄧麗君紀念園區復原故居及興建文物展覽館，成為兩岸三地鄧麗君文物最豐富展館。然而鄧麗君真正赤柱別墅舊居卻為顢頇的香港政府官員斷送掉。
二、香港當局，有愧於文化古人
對香港有重大影響的另一個「五四」時期知名作家是許地山，筆名落華生。一九二一年一月，許地山和沈雁冰、葉聖陶、鄭振鐸等十二人在北京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創辦《小說月報》。他是「五四」時期新文學的代表作家。
一九二二年，許地山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宗教史和宗教比較學，獲文學碩士學位；後轉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宗教學、印度哲學、梵文等；回國後在燕京大學任教，當時被學校當局認為思想激進，沒被續約。
一九三五年秋，經胡適介紹，許地山受聘為香港大學教授，主持中文學院。香港大學自開辦以來，擔任教授的中國人，第一位是王寵益（任醫學院教授），第二位便是許地山。
許地山對香港大學貢獻良多。他甫上任，立即將課程分為文學、史學、哲學三組，並革新課程內容，使之更充實和現代化。他主持中文學院後，該院面貌煥然一新。他還銳意改革香港的中小學教育和業餘教育，亦主張改革八股文，提倡拼音文字，為香港的教育改革出了大力。
許地山積極參加香港文化活動，並先後參加中英文化協會、中國文化協進會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等，他在這些文化團體中均擔任重要職務。難得的是，他在文化團體，掛的不是虛職虛名，而是腳踏實地、身體力行為社團幹事，並卓有建樹，備受稱許。
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許地山因積勞成疾，心臟病突發，逝世於香港寓所。這時，正當他的事業如日方中，不幸遽逝，享年僅四十七歲，令人惋惜不已。
他的真正死因迄今仍然成謎。據許地山的友人說，一九四一年夏，許地山獨自一人到新界沙田度假，忽感不適而終；另一說是他在沙田染上毒蚊症，七月二十八日返回香港寓所，次日還出外開會，後來心臟病發作，至八月四日逝去。
遠在中國大後方重慶的周恩來、郭沫若、老舍等聽到許地山的噩耗，都感到意外和非常悲痛。
許地山在港六年時間，嘔心瀝血推動教育文化事業，熱情投身抗日救亡運動，認真從事學術研究，深受香港社會各界敬重。
許地山逝世後，孫中山夫人宋慶齡送來了花圈；顏惠慶、王雲五、周壽臣、甘介侯、簡又文、史樂施、葉恭綽、梅蘭芳等社會名流以及各界代表近千人參加祭儀，場面感人。許地山遺體後來被葬於薄扶林道墳場。
時人對許地山的學問也許不大了了。大學問家陳寅恪對許地山的學術成就和宗教史研究十分推崇，他寫道：「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學，然於道教僅取以供史事之補證，於佛教亦止比較原文與諸譯本字句之異同，至其微言大義之所在，則未能言之也。後讀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論文，關於教義本體俱有精深之評述，心服之餘，彌用自愧，遂捐棄故技，不敢復談此事矣。」
許地山的病故，陳寅恪更有輓聯誌記他在香港期間的生活，令人感喟：「人事極煩勞，高齋延客，蕭寺屬文，心力暗殫渾未覺。亂離相倚托，嬌女寄廡，病妻求藥，年時回憶倍傷神。」從陳寅恪的輓聯可見，許地山是勞累過度而逝的。
許地山對香港文教事業貢獻最大，他對香港大學和香港中小學教育傾注了全副心力，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迄今香港連一個許地山紀念館也欠奉，實有愧於古人！
三、無聲的香港
知名作家魯迅與香港也有過密切的關係，他一生中曾三次到過香港。第一次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由廈門赴廣州途中路過；第二次是同年二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應邀在必列者士街五十一號的香港青年會發表演講，講題分別為《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旨在反對用僵死的文言文，衝破思想禁錮，並警惕西方列強利用舊中國的腐敗文化來進行殖民統治。演講受到香港文學界及青年們的熱烈歡迎，成為推動香港的新文學運動的動力；同年九月二十八日，魯迅由廣州赴上海，第三次在香港停留。
魯迅於中國大地一片晦暗的日子，在香港青年會發表的著名演講：《無聲的中國》，曾激勵全國青年和民眾，他呼籲「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魯迅在香港激昂的演講迄今仍令人低迴不已。他演講的地點，原可以保留下來，作為研究者、愛好魯迅作品的讀者甚至遊客參觀的景點，今天已了無痕跡，只留下「無聲的香港」。
四十年代，許多知名進步文化人、作家為躲避政治迫害，南來香港。東北女作家蕭紅在香港逝世，曾下葬淺水灣，後來因香港政府不予重視，所以被遷往廣州銀河公墓安葬。
一九八二年秋，我曾陪蕭軍及其千金蕭耘到淺水灣灘頭，尋覓蕭紅當年下葬之地，卻無從辨認，結果蕭軍父女乘興而來，敗興而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了香港和九龍。當時蕭紅的肺病愈來愈重，端木蕻良委託文友駱賓基代為看護蕭紅，他外出籌集醫療費用和尋找尚未被日軍接管的醫院。幾經轉移，蕭紅被送入了聖士提反女校的紅十字會臨時救護站。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上午，蕭紅以三十一歲的英年離開人世。蕭紅的遺體火化後，遵照蕭紅遺願，端木蕻良將骨灰分裝在兩個瓷瓶裏，與駱賓基一道，設法越過日軍的封鎖線，把其中一個骨灰瓶葬於濱海的淺水灣，把預先準備好的「蕭紅之墓」字樣的木牌豎立於墓前。另一瓶骨灰則在一位大學生的幫助下埋在聖士提反女校後山山坡的一棵樹下。
二十多年前，日本女漢學家池上貞子教授特地遠道跑來香港找我。她說，據端木蕻良透露，蕭紅逝世於聖士提反醫療所，她的骸骨曾埋在香港島聖士提反女校的韆鞦架下。結果我偕她跑到聖士提反女校卻不得其門而入。
為了避難，一九四０年一月，患上肺病的蕭紅與夫婿端木蕻良從重慶同抵香港，先寄居九龍尖沙咀金巴厘道諾士佛台，一九四一年又搬到樂道八號的小屋。端、蕭居於香港五年間，是他們創作的高峰期。蕭紅的代表作《呼蘭河傳》就是在香港完稿，其他重要著作如《小城三月》、《馬伯樂》、《曠野的呼喊》等等都是在香港創作的。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蕭紅為紀念魯迅誕生六十周年還帶病勉力創作了話劇《民族魂魯迅》，並在楊剛主編的香港《大公報》文藝副刊上連載，這是第一部以魯迅為主人公的話劇劇本。
至於端木蕻良的代表作《科爾沁旗草原》及其他著作如《風陵波》、《江南風景》、《大時代》（《人間傳奇》第五部）等等，也都是在香港完成。香港可以說是蕭紅與端木蕻良兩位作家的重要創作地，也是蕭紅終焉之地，目下都沒有任何有關他們的紀念遺址留下，是十分可惜的事。
四、戴望舒與香港
與香港有密切關係的，還有「五四」重要詩人和翻譯家戴望舒，他於一九三六年十月，與卞之琳、孫大雨、梁宗岱、馮至等人創辦了《新詩》月刊，這是中國近代詩壇上最重要的文學期刊之一。抗日戰爭爆發後，戴望舒轉至香港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並且創辦了《耕耘》雜誌。一九三八年春主編《星島日報．星座》副刊。一九三九年和艾青主編《頂點》。
關於戴望舒在香港的情況，小思曾作了深入考究，特別提到在日本佔領香港之前，戴望舒沒與其他南來的中國作家撤退往後方的謎。原文寫道：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度過一個著名的黑色聖誕日。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日本的先頭部隊到達了中環的香港酒店，香港政府已豎起白旗，戴望舒與多數的香港市民一般，無可避免面臨「在醉後那些形同禽獸的士兵便四出搶掠、強姦和殺人」的恐怖時刻。他服務的《星島日報》也停刊了，這段日子，他怎樣度過，沒有文字記錄。但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到一九四二年春天，卻有三百多名文化界知名人士，例如鄒韜奮、戈寶權、茅盾、胡愈之、胡繩、金仲華、于伶、宋之的、葉以群、廖沫沙、胡仲持等，在中共黨中央指令下，受到東江縱隊的保護，離開香港，安全抵達後方，為什麼？三百多人中，沒有戴望舒，這真是一個謎。因為論知名度，論抗日熱忱、甚至論與左翼關係，他不該不在搶救名單內。
後來根據徐遲的說法，他是「捨不了他的藏書」。這一說法可能性很大。戴望舒不光是讀書人，還是愛書人。他於一九四二年春天被捕坐牢，出獄後與友人合夥，在利源東街十號開設一間叫懷舊齋的舊書店，除了收購一些舊書，還把自己的藏書也搬出來。
戴望舒在日治時期，還陸續為香港《華僑日報》編過《文藝週刊》、《香港日報》編過《香港文藝》，期間還給幾間報刊的副刊翻譯外國文藝作品。也許因為這個原因，戴望舒後被人檢舉「附敵」。後來「附敵」一節被澄清，大抵與傳說戴望舒在日治時期，曾化名寫了幾首反日民謠有關。其中有四首在日治的香港的民間十分流行，如調侃日本統治香港後，在金馬倫山興建忠靈塔、祭祀「中日事變以至大東亞戰爭中陣亡冤魂」的民謠：「忠靈塔，忠靈塔，／今年造，明年拆。」 諷刺日本神風隊不會有好下台：「神風，神風，／隻隻升空，落水送終。」另兩首是嘲笑日本的詼諧入俗的民謠：「玉碎，玉碎，那裡有死鬼，／俘虜一隊隊，／老婆給人睡。」「大東亞，啊呀呀，／空口說白話，／句句假。」
如果民謠真的是出自戴望舒之手筆，以一個外省人（戴是浙江杭州人）能夠以廣東俗語入民謠，可見他對「廣東話」曾痛下過苦功的。
戴望舒晚期在香港貧病交迫，一九四九年六月，參加在北京召開的中華文學藝術工作代表大會。後擔任新聞出版總署國際新聞局法文科科長，從事編譯工作。一九五０年在北京病逝，享年四十五歲。安葬於北京西山腳下的北京香山萬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親筆書寫的「詩人戴望舒之墓」。
戴望舒在香港工作過，對香港文教事業作過貢獻，可是今天我們到哪裏去追思他的功迹？
五、張愛玲：香港對我有切身影響
香港對於張愛玲的一生和創作史上均具有深刻意義。她是在香港走上了文學道路，而在上海出名。她在小說中多次提到香港。
從一九三九年夏到一九四二年春為止，張愛玲在香港大學的求學階段，對其以後的創作人生影響很大。她在《小團圓》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敘述了自己的這段求學經歷 。
一九四三年，張愛玲發表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都是以香港為背景的故事。其後的名作之一《傾城之戀》以及其他幾篇作品如《沉香屑》、《茉莉香片》等等，都是在講述香港的故事。
張愛玲在一九四四年的一篇以《燼餘錄》為題的散文寫道：「戰時香港所見所聞，唯其因為它對於我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當時我是無從說起的。現在呢，定下心來了，至少提到的時候不至於語無倫次。然而香港之戰予我的印象幾乎完全限於一些不相干的事。」
張愛玲於中國解放後初期，覺得與新時代格格不入，加上與胡蘭成分手，使她的身心受到創傷，並決定離開上海南來香港。一九五二年七月，張愛玲向當局聲稱「繼續因戰事而中斷的學業」，隻身離開中國，遷居到香港。
張愛玲曾入讀香港大學。她在香港期間，還任職於美國新聞處，開始創作小說《秧歌》、《赤地之戀》，小說的故事背景是土改時期，是張愛玲重要作品。
張愛玲後期最主要的另一長篇小說《怨女》，也是首度連載於香港《星島日報》。直到一九五五年秋離港前，她還翻譯了海明威《老人與海》和《愛默森選集》等書。
一九六一年，張愛玲又重返香港尋求機遇，後因張愛玲在美國的丈夫賴雅因中風，最終癱瘓臥床，於是張愛玲從香港匆匆趕返美國照顧丈夫。那是一九六七年的事。
香港紅學專家宋淇與張愛玲交情甚篤。一九六一年張愛玲還在宋淇於九龍加多利山的家住了數個月。宋淇夫婦迄今還保留張愛玲的遺物，這些遺物包括她的鞋子、衣服、書刊、文具、照片。
宋淇的公子宋以朗在宋淇辭世之後，繼承接管張愛玲文學遺產，近年開始整理和研究他們在四十年間六百多封來往書信，煌煌然有四十萬字，連陳列展覽場所也沒有，相信如果出版，將具很高的史料價值。
張愛玲的作品長期影響着海內外千千萬萬的讀者，香港政府大可以建立一個永久性的張愛玲紀念館，陳列張愛玲的遺物、手稿等，相信將為海內外熱愛張愛玲的讀者所喜見樂聞。
至於當代的作家卻不用說。內地不少地方設立金庸作品的景區，如浙江的桃花島、嘉興南湖。杭州市政府在西湖畔植物公園，提供免費土地給金庸興建雲松書舍。雲南大理、華山都有金庸作品的景點，金庸家鄉海寧新近更大興土木，創建了金庸書院，於二０一０年落成。
但是，反觀金庸的發迹地方──香港，竟無一處金庸的文化景點。香港負責管理康文處的官員都跑到哪裏去了?!
六、驚鴻遊龍 春迹無痕
內地的藝人之中，可算梅蘭芳與香港結的緣最深，也最為人所樂道。
梅蘭芳第一次蒞臨香港時，十分哄動。梅蘭芳到達香港之前，香港總督司徒拔爵士就接到英國駐華公使艾斯頓的一封信，囑咐要特別關照梅蘭
芳，理由是梅蘭芳「平時對於促進中英兩國之間的友誼多有盡力」。司徒拔不敢怠慢，立即下令員警署派人全程保護梅蘭芳。梅蘭芳到達那天，九龍碼頭人山人海，除了荷槍實彈的大批員警外，更有聞訊而來的市民。因為人太多，一時間造成港九之間的渡輪暫停運作達數小時之久。
香港太平戲院老闆源汝榮之外孫源志藩，記載了梅蘭芳首次在香港太平戲院演出的空前盛況。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五日，梅蘭芳親自率領一百四十多人到港演出。「十月二十二日首演，當晚演出的劇目是《麻姑獻壽》，其中〈採花〉和〈當筵〉兩場所博得的熱烈掌聲，更被報界以『驚鴻遊龍』來形容。其後，長達一個月的演出，場場爆滿，香港當時嚴禁加座，也不得不略為變通。就《霸王別姬》一劇則有兩三人合二坐一座位的情況，而《上元夫人》、《虹霓關》及《嫦娥奔月》三劇之站立觀劇人數更多達數百。當時城中更流傳『三睇散花，抵得傾家』來形容一共演了三次的《天女散花》（當時一般打工仔的月薪不過十元，但一場梅蘭芳的戲就要花費一至十元不等。優等座或優等廂房座每位皆需十元、貴妃床每位五元、正面廂房籐椅位或特等位四元、椅位每位二元五角、三等位每位一元）。」
一九三七年日本攻佔上海，梅蘭芳為了不給日本侵略者所利用，於一九三八年初攜眷和劇團來香港演出，避居香港。梅蘭芳在香港演出的《梁紅玉》、《抗金兵》和《生死恨》，都是激勵民族鬥志的劇目。香港淪陷後，梅蘭芳絕迹舞台，深居簡出，為了消磨時光，他除練太極拳、打羽毛球、學英語、看報紙、集郵、與朋友談掌故外，把主要精力用來畫畫。
梅蘭芳是京劇大師，也深曉民族大義。為了防範日本人找自己演戲，梅蘭芳毅然採取了一項大膽舉措：留蓄鬍子，罷歌罷舞，他慨然地說：「別瞧我這一撮鬍子，將來可有用處。日本人要是蠻不講理，硬要我出來唱戲，那麼，坐牢殺頭，也只好由他了。」
梅蘭芳由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在香港定居四年，除了文字的誌記外，遺憾的是，香港並沒有留下這位京劇大師的遺跡。
香港也是著名舞蹈家戴愛蓮和大畫家葉淺予的鑄情之地。在英國皇家舞蹈學院的接待廳裏，陳列着世界四位傑出的女性舞人的肖像藝術品，其中之一便是戴愛蓮的石雕頭像。
戴愛蓮生於西印度群島的特立尼達，祖輩華裔，僑居海外多年。她於一九四０年初春，在香港半島酒店舉行芭蕾舞表演會，她翩然的身影，飄逸奔放的舞姿，令全場觀眾看得如癡如醉，並感動了當時遷居香港的畫家葉淺予。表演後，葉淺予親自到後台送上一束鮮花給戴愛蓮。因為這場表演會成為葉淺予和戴愛蓮之間感情發展的一個契機和序幕。這場表演會，展現戴愛蓮獨特的氣質和充滿詩意的美感，令葉淺予為之傾心不已，兩人從此走上熱戀的不歸路。
葉、戴的結合，為身在香港的宋慶齡女士的關注。宋慶齡主動地當他們的主婚人，並在九龍嘉連邊道她的寓所裏為葉淺予和戴愛蓮舉行了婚宴。
香港是戴愛蓮與葉淺予的邂逅之地，對這兩位藝術家來說，充滿柔情和浪漫。爾今情過時遷，春迹了無痕，我們也只好在文字中去緬懷他們的點點滴滴。
七、學人蔡元培之墓未受重點保護
中國學人之中，以蔡元培的墓保存較為完整，修整工作都是在民間進行的。可惜的是，政府缺乏重視，迄今沒有斥資加以修葺成文化景點。
香港不少望族先人包括鄧肇堅、馮秉芬、傅老榕及周壽臣等都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中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於香港逝世後，因戰亂未能安葬於故鄉，結果也葬於此墳場。
蔡墓位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只要越過上山的斜坡，至「同登僊界」的石牌坊，再向右行至「四望亭」，然後向山丘望去，在不遠處「資」字號地段即可見「蔡孑民先生之墓」。昔日蔡墓只有由葉恭綽刻書的「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個紅字的小白石碑，今天所見的墓碑和「蔡孑民先生墓表」是一九七八年由北京大學同學會重修的。
北京大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當時擔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採取「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提倡思想自由及學術民主，延請大批進步的學者來校任教，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誕生起了很大作用。而蔡元培晚年流寓香江，可說是延續了「五四運動」與香港的「因緣」。
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正式展開。十一月，當時任職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從上海來到香港，準備轉赴重慶。但由於路途跋涉，蔡元培年事又高，體弱多病，恐不能支持，於是便留在香港療養休息，暫居於跑馬地崇正會館。翌年二月，蔡夫人周氏與兒女自上海抵港，蔡氏一家便遷往尖沙咀柯士甸道，蔡元培更化名「周子余」，謝絕應酬。
蔡元培居港期間雖然擯除外務，但仍遙領中央研究院的職務。由於患有足病，他絕少外遊，只遊覽過淺水灣、香港仔及沙田道風山等地，其餘時間都靜心休養和專注寫作，編寫有關美育的書籍及自傳。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他應宋慶齡的邀請，出席由「保衛中國同盟」及「香港國防醫藥籌賑會」於聖約翰大禮堂舉行之美術展覽會，並公開發表演說，出席者還包括當時的港督羅富國爵士。這是蔡元培在港僅有一次的公開演講，其意本為公開話別，因為他已計劃離港前往抗戰後方，奈何因身體荏弱不堪，未能成行，最終亦病逝香江。
一九四０年三月三日，年邁的蔡元培於寓所失足跌倒，次日入養和醫院治療，因胃部出血過多，終於三月五日病逝，享年七十三歲。遺體於七日下午在灣仔摩利臣山道福祿壽殯儀館入殮。十日，蔡元培舉殯，香港各學校及商號均下半旗誌哀。靈柩由禮頓道經加路連山道入南華體育場公祭，參加之學校及社團共萬餘人，極盡榮哀。其後靈車經波斯富街、軒尼詩道、皇后大道駛至薄扶林摩星嶺道東華義莊，沿途圍觀者甚眾，中國電影協會更將這些片段攝製成新聞片，於十二日在中央戲院公映。
蔡元培靈柩初移厝於東華義莊月字七號殯房，以待運回故鄉浙江紹興安葬，但因戰事迭起，未能成行，遂移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從此，這位「五四元老、新文化的褓母」就長眠於香江。
北京大學一百周年紀念，曾有不少學人呼籲把蔡元培的墓遷入北大校園不果，香港政府迄今對這一個影響深遠的教育大家，也不聞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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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文化景點之多，真是星羅棋佈，遺憾的是，近百年來，在不懂文化的文化官員掌權下，卻沒有好好保護。當政者可以花巨大公帑去移植外來文化，如興建迪士尼樂園，卻對自己珍貴的文化遺址不加珍惜，任其一一湮滅，才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