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詩媒


  已經過了相約見面時間半個鐘頭，坐在海法(Haaifa)旦·卡美(Dan Catmel)酒店的拉比(Lobby)裡，我焦急地等候著達勞謝先生(Abdul Wahab Darawshe)——一位在以色列政界舉足輕重，和我卻素未謀面的阿拉伯人。我手裡捏住另一位巴勒斯坦朋友哈飛(Harfi)的介紹信，心中充滿狐疑。他真的會來赴約?還是另有什麼蹊蹺?


  想起以色列前一站，在羅馬轉機的一幕，機場安全檢查官是一名年輕的以色列女性，她冷靜地盤查我每一個細節，盯住我的眼睛，問了我一大串以往出門從未被問過的問題：“是誰替你收拾行李的?”“皮箱上的名字為什麼和你本人不同?’’我都能神閒氣定地回答。惟有問到一個問題時，我愕了一下，緊張陡然升高。

  

  女安全檢查官問：“有沒有人托你帶任何東西進以色列?”我的心裡猶豫起來，故意拖延時間，給自己一、兩秒鐘思考機會，我反問：“我是應邀來開詩人大會的，主席教我帶詩來，算不算?”她搖頭：“不是這個，指別的，譬如，信、藥品或武器。”我下意識緊捏皮包，哈飛的介紹信就在裡面。現在，我決定下一個賭注。


  因為，我不希望這封用阿拉伯文寫的信曝光，徒生許多想不到的枝節，於是，簡單地答覆：“沒有。”這樣，我終於過關。而此刻，我握住這封信，等收信人達勞謝的出現。就在這個時候，酒店的旋轉門轉動，一位身材中等、頂上微光、衣著簡便的中年男子走進來，一臉歉然的微笑，朝我走近。他說因為弄錯地點，在附近一家也叫“旦”什麼的酒店等了多時，才發現錯誤，所以來遲了。頃刻，我疑慮全消，站起身來跟隨他走進咖啡座。

  當達勞謝明白了我的來意，是想藉這一次以色列之旅，除了會晤猶太籍詩人外，也有機會認識巴勒斯坦的詩人，他坦率地說：“我是個政治人物，不是詩人。不過，我可以為你安排見一些巴勒斯坦詩人。”達勞謝是以色列國會(Knesset)一百二十名國會議員中，僅占八個席位阿拉伯議員中的一員，同時也是阿拉伯民主黨的黨魁。


  他拿出一份阿拉伯文報紙，四開對折，是當地報紙的標準典型。他指指報頭曲曲彎彎的文字，解釋：“這份週刊叫《家園》，在拿撤那發行兩萬份。”以散居在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人口八十萬的比例來看，平均四十人一份，影響力不可謂不大。接著一頁頁翻下去，他指著其中一頁說：“這是詩頁，我們有很傑出的詩人。”


  我的心頭一震，原來他們的報紙也有類似臺灣報紙的副刊，甚至有專門登詩的版面，而達勞謝就是週刊的總編輯。在和他見面之前，我曾經拿他和臺灣的國會議員相提並論，又聽說過以色列的老百姓拒看電視播映國會開會的新聞，原因是怕兒童受議會中議員們肢體語言衝突的影響，發展出偏差的人格。現在，我發現達勞謝並不只專務衝突，他的週刊還有“詩頁”，而我總算找到了“詩媒”。他指著週刊上附作者照片的一首短詩：“這位年輕新銳詩人，寫的是望月思美人，可是，卻影射故土的戀慕。政治不能赤裸裸地寫口號。”沒想到他竟和我談詩，我感到意外的高興。 ，


巴勒斯坦人，阿拉法特及其它

  和達勞謝的談話，由“詩”轉到“政治”話題，也是一件始料不及的意外。原因是我在這份《家園》週刊的首頁，看到一張達勞謝和阿拉法特的合照，我有點驚訝他在以色列境內，這樣公開自己和阿拉法特的關係，而身為以色列國會的議員，他是如何扮演這雙重角色?八年前(1984年)，達勞謝進入以色列國會，並躋身為執政黨——工黨(Labor party)的黨員。


  然而，他在議會中始終為爭取巴勒斯坦的平等權利奮鬥。達勞謝說：“我這麼做並不是為我個人的權益，因為，我已經入了以色列籍，我是以色列公民。巴勒斯坦人是沒有投票權的。”他最後一句話，已經為他的雙重角色下了注腳。

  “我一點也不後悔退出佔優勢的執政黨，”達勞謝的口氣堅定，聲調高昂，“相反的，我認為這是唯一的選擇。如果我繼續戀棧下去，我會為了達不到自己堅持的政治理想，而變得很沮喪。”

  達勞謝當初加入工黨，當選國會議員，折衝四年之後(1988)，因為抗議以國政府對巴人的不公，憤而退出工党，自己登高一呼，組織阿拉伯民主黨(Democratic Atab Party)。到今年(1992)，這個黨已爭取到第二位國會議員。達勞謝畢竟不是孤軍，而日仍然和以國的執政黨維持著微妙的關係，形成聯合同盟，也就是Coalition。這種異中求同的做法，會不會就是和平、民主的一線曙光?我想。

  和達勞謝的短短幾次晤面，無論在餐廳、停車場，甚至是亮紅燈暫時停車的十字街頭，他都不停地和周圍的人打招呼。他的眼神溫暖，散發一種自然的親和力，好像那些陌生的路人，全是他的鄰居，或是從小一起長大的玩伴，而別人也頻頻回報他友善的眼神。或禮貌的招呼，連走在他身旁的我，都感到一份熱絡。有一回，達勞謝停好車，正要離去。忽然遠處有一位婦人向他揮手，他立刻停下，耐心地等待婦人的陳述結束，才告辭離開。

  “仲裁、調停是一件苦差，”達勞謝有他的苦經，“因為雙方都嫌你不為他們說話。”

  原來公眾人物對群眾的眼神，沒有逃避的自由，對群眾的聲音，有責任要聽取。達勞謝已經是個沒有保護色的人。

  當我把看見他和阿拉法特合照刊登在週刊上感到驚奇的事告訴達勞謝時，他突然向我提出一個反問：“你對阿拉法特或巴勒斯坦人的看法怎麼樣?”

  我有點躊躇，斟酌著應該如何修辭，半晌，我說：“臺灣的媒體是沿用西方世界的新聞傳播網。每次聽到巴勒斯坦人或阿拉法特的消息，往往都和暴力事件相聯。”

  達勞謝默默地坐著，一言不發，我幾乎看不出他內心的思緒。

不甘做佔領區的人

  達勞謝並沒有因為我的答覆而激動起來，他安安靜靜拿出紙筆，幾筆勾勒，立刻呈現出一個紡錘形以色列的地圖。他很快標出鄰疆的國家，和兩個巴勒斯坦人聚居的區域，那就是“西岸”(West Bank)和“加沙”(Gaga)，也就是世人稱謂的“占領區”。他耐心地解釋：

  “這原來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土地，1967年6月戰爭之後，從此被稱作‘佔領區’。這個名稱已意味著許多紛爭，充滿了強權掠奪的色彩，怪不得達勞謝說：“巴勒斯坦人不能接受。因為，最大的衝突來自於主權被剝奪、歧視和不平等政策的傷害。”

  我請他舉出歧視和不平等的例證。他立刻列出一連串資料：“由於財務政策的不公，教育設施差異，造成67％的阿拉伯人在考試中落敗，以色列人則占6％而已。

  “上大學的阿拉伯人僅占5％。

  “阿拉伯人在政壇上比重太輕，部長級的阿拉伯人一個也沒有，副部長僅有兩位。

  “阿拉伯人普遍生活貧苦，60％生活在水準線之下。

  “阿拉伯人的土地，50％隨時被以色列政府徵用，不需要經過法律程式。”

  達勞謝一口氣列出這張清單，我已聽出阿拉伯人在這塊土地上處於劣勢的實況。事實上在我逗留在“佔領區”之一的“西岸”(West Bank)一日遊的旅程中，我親眼目睹電話設施奇缺的現象，報館總編、大學教授家中都沒有電話。因為以色列政府不肯安裝線路。

  馬路破爛不堪，使得一街之隔的耶路撒冷東城──西岸，和耶路撒冷西城…以色列的猶太區，出現了很大的落差。我去訪問巴勒斯坦詩人、也是大學教授的以撒·哥劄威(Lzzat Ghazzawi)，由於事先沒有辦法用電話聯絡，臨時到他家，他正光著腳板在搬運沙石，滿頭滿臉泥灰，看不出是個知識分子，倒像個水泥工人。



  看到我來造訪，他有點尷尬，靦腆地請我進屋去，卻立刻和我大談他喜歡的一位美國女詩人艾密莉·狄金遜(Emily Dicknson)的作品。當我告辭，他送我走出來的一段路上，碎石嶙峋，以撤·哥劄威慨歎地說：“下個月我受邀到比利時去演講，題目是‘傳遞不出去的資訊’。”忽然，一個不小心我踩了一個空步，撞到他的身上，忙不迭道歉。他無奈地說：“以色列政府在‘佔領區’什麼設施都不肯做，所以，修好房子，我要修路了。”

  現在，我慢慢懂得達勞謝在談話中，一再強調的一句話：“任何一個巴勒斯坦人，都不甘心淪為‘佔領區’的一分子。”

是誰占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現在輪到達勞謝向我進逼：“到底是誰佔領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誰濫用了殘酷政策?今天，世界上的媒體都幫助猶太人宣傳。其實，到目前巴勒斯坦人仍有二萬人被囚禁，二幹人遭殺戮。”達勞謝稍微停頓，繼續說：“巴勒斯坦人誠懇而勇敢，並不是天生好戰，而只是希望‘共存’，渴望‘自由’，追求‘平等’，如此而已。我相信，終有一天世人會明白過來。”

  達勞謝果然是雄辯滔滔的國會議員。我接不上話，只感到思潮洶湧，心情激動。達勞謝繼續說：“我是一個反對暴力的人，我的抗爭方法是用‘語言’(Words)。生命是一場長長的戰鬥。我們必須為生存持續，爭取做為一個‘人’，為‘平等，和拒絕‘被歧視’而努力不息。”

  從達勞謝一再強調的話題，我們不難看出橫亙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障礙，不是宗教、語言、文化，而是“不平等”和“歧視”。

  我想起了有一晚在旅館和一位猶太籍及阿拉伯籍青年侍者交談的情形。

  “我們以色列人無論男女十八歲以上都要應召當兵。”猶太青年說，“不當兵的男人是被人瞧不起的。當兵是榮耀。”

  另一個角落的阿拉伯青年向我們走近，猶太青年壓低音量：“阿拉伯人不必當兵，他們不同。”

  “為什麼?不能同享榮耀?”我問。

  “要阿拉伯人當兵，豈不是要他們上戰場打自己人嗎?”猶太青年說，“我們政府很替阿拉伯人設想。”他遞了一個眼色，努努嘴，表示有人加入我們的聊天。

  “你們在聊什麼?”阿拉伯青年加入了龍門陣。

  “可不是嗎?”猶太青年朗聲說，“我告訴這位女士，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衝突，是天底下最荒唐的事，完全是那些野心政治家搞出來的把戲。你看，我們兩個，一個是猶太人，一個是阿拉伯人，我們一起工作、一起玩樂，一點問題都沒有。”阿拉伯青年靦腆的笑著。

  而此刻，在我面前的達勞謝了無笑容。

  “說說你的最大挫敗感來自哪裡?”我索性提議讓達勞謝談個痛快。

  “有兩個來源，”他說，“一個是很難消除歧視，再者是和平政策往往只是空談，因為缺乏正義和公平做基礎。”

  似乎又要面對那打不開的結，我決定改一個方向。我問：“是什麼使你這麼自信，自己可以做一個矛盾紛爭的調停人?”

  “有好幾個原因。”他沉吟著說，“第一，我是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人，我以此為榮。我們世世代代都會為這塊土地上的阿拉伯人爭取平等而努力。其次，我相信自己是一座橋樑，我的方法是透過議會來逐步實現我的追求。還有一個原因，我這個人天性樂觀，我的樂觀使我相信在這個世紀結束之前，我們一定可以眼見成功。”

不要等別人賞賜銀盤

  “你一再強調‘平等’。”我在談話接近尾聲時，向他提出一個男女問題。我要看看在男人做主的阿拉伯世界中，達勞謝有什麼不同論調。“你以為在阿拉伯世界中男女平等的情形如何?”

  達勞謝笑了一笑，接著嚴肅地說：“這分兩方面來看，一方面阿拉伯的男人一直阻撓女人爭取自由，總是假借宗教傳統觀念來約束女性，這是問題的根源之一。其次，阿拉伯世界的女人不夠努力爭取。她們的理想總是想做一個家庭裡的

好太太。她們以為‘平等’是一個銀盤，等著男人來賞賜，那是不可能的，女人要自己去爭取!”

  “人啊，”達勞謝意味深長地說，“無論扮演什麼角色，政治家、詩人、女人……都要建立在一個‘人’的基礎上。”

  和達勞謝道別，是在佔領區西岸的一家典型阿拉伯餐廳的飯桌上，他用阿拉伯話和巴勒斯坦朋友安排我下午的行程。我坐在一旁默默想起頭一日，在海法海岸邊，望著落日逐漸沉入地平線下，天幕很快墨黑如夜，海浪一波一波湧過來，擲起銀白的鑲邊，特別的奪目。在波濤忽高忽低，一來一去間，我仿佛聽到達勞謝的結束語：“人啊……不管扮演什麼角色，總要建立在一個‘人’的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