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時常想，往後．每當我回顧我的一生，在1990年，有一件事一定值得我特別記省，那就是九十年代我找出我的香港出生紙，開始申請香港公民身份，而同時，我變成了國際筆會香港分會的會員。這一連串身份認同，也同時延伸了我若干生活和寫作的範圍。

  從1991年秋天開始，我對東歐發生濃厚的興趣，尤其自巴爾幹半島南斯拉夫爆發了因宗教而引起的種族衝突以來，我不但每年出入這個紛爭之地從事文化探索，和文學的交換翻譯工作。他們用斯拉夫文出版了我的詩集，以及我主編的《中國現代詩選》。而我翻譯當地兩位元傑出詩人的作品，也分別在臺北和北京兩地出版了。

  


  因緣巧合，讓我又多一次和這個地區接觸，便是1993、1994年先後兩次在這個區域參加當地舉辦的國際筆會。當香港分會為派代表而開會討論時，簡直沒有再商榷餘地，我成了理所當然的出席人。因為開會的時與地，都在我工作的範圍之內。意外常常比人為安排更具促成事情的力量，結果，會齡最淺的我，接連兩年成了出席國際筆會大會的代表。

  1993年第五十九屆國際筆會召開於4月19至25日，地點選在剛從南斯拉夫分裂出來的克羅埃西亞境內，瀕臨亞得利亞海邊的著名小城杜博洛夫尼克(Dubrovnik)舉行，不只因為它風光明麗，一向是歐洲人度假勝地，還因為它的歷史地位，因為六十年前(1933)第十一屆的國際筆會，就在這裡舉行。

  當年希特勒興風作浪，在歐洲鼓吹狂熱的種族主義，屠殺作家，焚燒書籍。那一屆會議凸顯了兩派主張：一派是德國代表主張“政治歸政治，文學歸文學”，提出筆會精神再確認的建議。另一派是美國代表提倡“筆會不是政治宣傳工具，因此，不能坐視政治、宗教或種族的迫害”，最後，德國代表憤而離席，脫離筆會。

  六十年後，政、冶、宗教、種族紛爭，又在同一地點、同一場合再現，因為正當開會期間，分裂之後的南斯拉夫除了有塞、穆兩族的衝突之外，克羅地亞也分別和塞族、回族發生殺人、毀家，甚至殲滅全村、全族的慘烈戰爭。曆此，會議主題定為“位置與命運”，是有其歷史和地理上嫠不清的糾葛，及吉凶相衍，因果迴圈的宿命因素。


  由於我剛剛結束受塞爾維亞國際文科教交流協會之邀，在貝爾格勒做完十日的文化研究，再順道來杜城參加筆會。不料，當地主國際筆會主席諾瓦克(Slobodan Prosprov Novak)見到我時，竟面有不豫之色，仿佛我是背叛克羅埃西亞的通敵者一樣。而我為大會準備了一份討論婦女寫作的報告，早已由貝爾格勒的朋友為我譯成斯拉夫語，竟始終找不到宣讀的機會。

  我的心裡非常了然，一點也不以為意。因為設身處地想想，他們的國家剛剛獨立，大到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小剄文字、貨幣、語言以及各種規章，都要改弦易轍，自立門戶，以示與舊南斯拉夫劃清界線。現在又屢遭戰火燃眉，看到我這個從敵人後方來的東方人，沒有把我當國際間諜來治罪，大概已經夠文明了。 ’

  歷史上的恩怨和今日戰雲的詭譎，哪裡是我所能論斷的?早在二次大戰期間，克羅埃西亞軍隊在納粹扶持之下，擁兵自重，稱為“烏斯達沙”(Ustashi)，對塞爾維亞軍隊“契特尼克”(Chetnik)趕盡殺絕，已留下難以癒合的舊創，無情的滅族早已演出過無數次，今日的殺戮該是痼疾複發吧!一旦仇恨與猜忌不解，聯合國的斡旋就無力推展，而聯合國文科教組織週邊的國際筆會，又如何奈何得了?

  整個大會充滿了慷慨激昂的陳辭，婦女寫作議題的討論，也根本湊不到足夠的人數來舉行。我倒是隨遇而安的到處交起朋友來。在參觀過最近遭炮

（Milisic）殘破的家園後，我結識了他的遺孀伊蓮娜(Jelena)，才知道她和詩人丈夫原來是塞族人，一年前才從貝爾格勒移居到此，現在，竟成了這場戰爭中第一位犧牲者，丈夫客死異國，而寡婦伊蓮娜的生活只有靠克國文化界朋友的接濟。她說：“我已經沒有家了，哪裡還有國?我不知道此後我到底算塞國人，還是克國人!”


  大會安排的行程中，除了杜城之外，還有一程乘遊輪一宿抵達另一個度假勝地華勒(Hvar)做兩日勾留。時值暮春，在渡輪上，看到亞得利亞海水湛藍，路過的山城蒼翠、古樸，直教人懷疑自己正置身童話世界，哪裡曉得青山的山坳處，有人正在架大炮、埋地雷?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航行，我見到滿面愁容的斯洛維尼亞代表波里士·諾瓦克(Boris A．Novak)，這個位處於巴爾幹半島最西北隅的蕞爾小國，雖然不是直接的交戰國，卻隨時有被捲入戰火的危機，波里士談起作家的苦境亟待救援，我心頭一陣酸楚，就率先打開皮包，掏出兩張薄薄的百元美鈔，我說：“在香港的作家雖然也維生不易，但，還不至於有命在旦夕的危險，”我把美鈔遞給他，向他解釋，“這是香港筆會作家們的一點心意。”船上的汽笛正好響起，原來已駛回杜城，準備泊岸了。

2

  第六十一屆國際筆會在捷克布拉格舉行，日期是1994年11月7日起五天。深秋布拉格的街上，路樹的葉子落盡，露出光禿禿的枝椏，支撐著霧氣深濃，灰濛濛的布拉格天空。這段日子正緊接在我結束參加貝爾格勒的國際作家會議之後。

 

  這時，前南斯拉夫內戰稍平息，聯合國對塞爾維亞的制裁也稍鬆弛，我終於

買到機票自貝爾格勒飛布拉格，否則還要跋涉搭巴士搖晃十幾個小時才能抵達。然而，無論路途如何曲折，我都不能放棄，因為吸引我的不只是一向從小說、電影裡得來的印象──布拉格散發著東歐特有古老而又迷人的嫵媚，同時隱喻著思維性濃厚而又充滿改革的騷動與不安，就更遑論我是香港筆會唯一出席的代表了。

  另一項吸引我前往的是可以見到現任捷克總統哈威爾(Vaclav Havel)，聽聽這一位作家總統對國際筆會有什麼不同於一般掌權政治人物的言論。哈維爾原是一位劇作家，從事戲劇工作三十年，出版過十餘本劇本。他在文學上的造詣和盛名，雖然不能和諾貝爾獎呼聲甚高卻早已離開祖國的流亡作家昆德拉(Milan Kundera)相頡頏，而且過去兩個人在文壇上也曾因人生哲學的相異以及對社會國家前途所抱持的態度有所不同，而公開激辯過。


  但，哈維爾比起昆德拉更具有把理念付諸實現的行動力與熱忱。早在他當選總統(1989年)前的二十多年，他有過一篇轟動全捷克、寫給捷克共產黨總書記胡塞克(Dr．Gustav Hasask)的公開信，信中他對於1968年“布拉格之春”失敗之後，共產黨全面掌權，而社會雖然表面上恢復日常秩序，然而到處一片死灰，了無生氣。哈威爾指出這種沉默的秩序，是用“精神的麻痹、心靈的垂死和生活的摧毀”所換來的。能用這麼勇敢而深刻的分析和指陳，面對集權政治的高壓統治，恐怕正是二十年後，他之所以能登上總統高位的基本憑藉。

  所以，在筆會開幕典禮上，親自聽見哈威爾用非常誠懇的語言，對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說：“各位的光臨一定為我們這個偏遠鄉下，而有時又太物化的捷克人民，帶來重要的精神與知識的衝擊。我相信，各位一定會使我們捷克的人民提升他們一向只關心日常生活的狹小視野……”坐在台下的我，卻在思考一個問題，我們中國——包括兩岸三邊的大陸、臺灣、香港，哪一個領導人會講出這麼富有人文素養的語言?

  文人涉足政治，其實不是自哈威爾創始，另一位二十世紀初文人哲學家總統馬薩瑞克(T．G．Masaryk)，也是一位聲譽卓著備受捷克人民愛戴的總統。有了這種文學與政治並行合作的傳統，哈威爾在國際筆會，針對大會議題“寬容”二個字，所提出對世界各國作家的呼籲是這樣的，他說：“面對今天全球一家的局勢，任何人、國家、文化間的沖突，都會比以往更形成全世界一體相關的危害。

  

  而每一個國家、族群、宗教、社會和政治上的不能互相包容而形成的暴力，都會演變成對全體的暴行。”他又憂心的提出一個問題：“我們該如何對政治人物及大眾解釋，只一味短視的集中心思於個人眼前利益，無疑是向地獄鋪路?”

  哈威爾的談話也許使我們聯想到老一輩歐洲人道主義者的典型，但，他的真摯和熱情，以及對這個世界所抱持的人道理想，卻在他兩天之後隨意自在的出入布拉格一間文人、藝術家經常聚會的爵士樂酒吧中表現無遺。

  這座爵士酒吧(Jazz Section Artform)有兩層樓的建築，是提供給音樂、繪畫、出版，以及文化界人士活動的非營利場所，為了維持運作，只收取非常低廉的費用。那晚，哈威爾坐在二樓一個角落，周圍音樂演奏和人聲混成一片。作家筆會的代表王渝抽個空把翻譯哈威爾作品的中文稿交給他，順便和哈威爾照了相留念，然後興沖沖的跑回我身邊來坐，我抱怨她說：“怎麼不和我一起照?”


  王渝眨眨眼睛說：“你當了總統。我到臺北的明星咖啡屋和你一起拍照。”可是，她顯然出來太久了，臺北武昌街當年文人彙聚的“明星”，早已不復存在!而我這位香港公民，在我的文化生活背景中，卻永遠有臺北的點點滴滴，從早年的明星、重慶南路的書肆，牯嶺街的舊書攤，到今天的金石堂連鎖店、誠品雅致的空間，及新學友一樓書店、二樓咖啡座……都有我抹不去的痕跡。

  哈威爾幽默的說：“我可不是勸你們每位作家都去競選總統，或者每個作家都不再寫作，自己去組黨。”可是，有一回哈威爾延請一位很優秀的作家去擔任政治上一個職位，遭這位朋友拒絕，他說：“為了保持獨立自由，我不能接受。”哈威爾卻說：“你這個說法，最後會弄到沒有人能夠享受到真正獨立、自由。”

  作家寫作的要義到底是什麼?按照哈威爾的說法是：“挖掘人性中不能寬容異己的劣根性。”他打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來說明作家和政治的關係，就好像科學家中有的人發明氟化氯，不斷破壞大氣的臭氧層，造成破洞，而另一些科學家則從事研究臭氧破洞的問題。如果一定要把寫作孤立起來，避免和政治接觸才算專業，就好像研究臭氧破洞危機，卻不在意那些製造破洞的人!

  因為在國際筆會前我應羅馬尼亞文化部之邀，赴羅國首都布加勒斯特作一周訪問，誰知第一站就遭吉普賽人光顧，皮包被扒一空，損失了一大筆錢之外，信用卡全丟了。所以，一路小心翼翼，儘量不消費，一直到布拉格的國際筆會上，遇見臺北來的代表高天恩，帶來柏楊托他轉交的救命錢，一時真有天降甘霖的大喜感。

  另外一件喜感的事是，有一天我在酒店的Lobby遇見國際筆會的會長勞諾·豪伍(Ronald Harwood)，兩人匆匆忙忙擦身而過。忽然，兩個人又同時停下腳步，扭過頭來把對方叫住，我們齊聲說：“你找我嗎?”又齊聲答：“是的。”於是，兩人相視大笑，不過勞諾說：“你現在別說，我也不說。我太累了，先去睡個覺，明天我們一起吃早餐，好嗎?”勞諾是戲劇家，他的劇本不止在英國上演，更常常在歐洲各地演出。現在這一幕安排不也是戲劇手法?

  翌晨，睡了一覺的勞諾果然精神奕奕坐在早餐桌前。他問起我臺灣作家有沒有因寫作而失去自由的經驗，我告訴他說：“你問對了人。”於是，我向他說明以前的大致情況，以及列出了在白色恐怖時期，曾經因文字買禍入獄坐牢的作家，如楊逵、巫永福、鐘肇政、葉石濤、陳千武、雷震、柏楊……


  國際筆會一向強調維護言論自由，而且大會中也安排大宗時間討論各國作家評論受壓制的問題，現在身為會長的勞諾頓時瞪大眼睛，驚訝的說：“你說的話，從來就沒有人告訴過我!”我說：“現在臺灣已沒有言論受壓制、也沒有思想犯了。我們總算走出那個陰影。”勞諾說：“你應該抱怨的!”我說：“大概這就是我加入香港筆會的原因。”

  勞諾·豪伍告訴我，他在這次大會之前到過香港，因為溝通不足，誤會叢生，最後終於化為一團歡喜。他指指脖子上的領帶，告訴我：“這是你們的秘書長何家驛親自給我戴上的。可是，這之前我說過多少道歉的話啊!”這場餐桌早戲，就在戲中戲裡悠然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