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用生命寫作的人

──名家歲月留痕

嚴家炎 (文學評論家、北京大學資深教授)

我與潘耀明先生相識于1992年秋天。我到香港中文大學訪學，金庸先生得知後，委派潘耀明來接我去他位于香港太平山麓的家。我們相談甚歡，潘耀明則謙遜有禮地坐在一旁，始終面帶微笑。

那時的潘耀明，剛接手金庸先生創辦的《明報月刊》總経理兼總編輯一職，至今已近三十載。其間我們曾在多個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上相遇，多次一起陪伴金庸先生游覽內地的名勝古迹，也曾多次出席他主持的文學與文化交流會議，拙作則有幸多次在《明報月刊》發表。

如今的潘耀明，已被譽爲香港著名作家、編輯家、出版家、文學活動家。除繼續主持《明報月刊》外，還兼任香港作家聯會會長、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執行會長、世界華文旅游文學聯會會長、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會長等職務。2019年春，韓國、中國大陸及香港的一些有識之士，有鑒于潘耀明以香港爲基地，在四十多年的歴史中，于文學創作、編輯出版、文學社團、國際文化與文學交流等方面付出的巨大辛勞，創下的不朽業績，理應得到世界華文文學界高度認可的初衷，在韓國首爾舉行了“潘耀明（彥火）文學事業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濟州舉辦了“潘耀明與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我因事先承諾了另一個會議，錯過了韓國之約。稍後在北京相聚，潘耀明隻字未提韓國的事，仍如當年一樣的謙遜有禮。

最近，我收到作家出版社寄來托我寫序的潘耀明新著《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以下簡稱本書），方知這些年潘耀明在萬忙之中，還抽時間收集整理了四十多年來，他與大陸和海外文學家來往交流的大量書信、照片和字畫，幷從中挑選出精華部分，彙集寫就了這部400多頁的大著。捧讀這部書稿，不禁令我百感交集，單單看他拜訪過的茅盾、巴金、老舍、冰心、曹禺、丁玲、艾青、端木蕻良、蕭乾、錢鐘書、沈從文、俞平伯、汪曾祺、吳祖光、新鳳霞、張天翼、柯靈......，無一不是新文學史上熠熠閃光的文學大家，就非常之難得，而且每位人士他都不止拜訪過一兩次，交往時間一般都長達數年，十多年，甚至幾十年，包括書信往來，比如他和蕭乾通信就長達二十年，外加在香港難以計數和熱情周到的接待。新時期的著名新老作家如茹志鵑、秦牧、張賢亮、蔡其矯、郭風、何爲、馬寧......，他也都有交往。這部書中收錄了他與這些人士的部分書信和受贈書畫。這些通信和書畫登陸內地還是首次，而本書中的衆多采訪筆記，更是首次公諸于世。我相信，對上述文藝家進行的如此大量、多次、有實錄的采訪，迄今爲止，海內外包括大陸在內，只有潘耀明先生一人做到了，由此可知這部作品彌足珍貴。

更令人無比感慨的是，潘耀明獨自開始這項重大工程的時間點，是四十多年前大陸“文革”剛結束不久，幾乎被摧殘殆盡的文學界和文化界，都是一片荒蕪的時候。許多冤假錯案還遠未澄清昭雪，我和我的同道們也正忙于高校現當代文學教育的撥亂反正書歸正傳，而無暇顧及其他。潘耀明當時先是擔任《海洋文藝》雜志執行編輯，繼後在香港三聯書店工作。少年時代就萌發的對中國文學的熱愛與痴迷，使他對創作了這些作品的文學家們充滿了崇敬和嚮往。1978年夏天，僑辦主任廖承志邀請了一批香港出版界代表團訪問大陸，潘耀明有幸成爲代表團的成員。他立即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踏上了拜訪和結識那些早已銘刻在心的文藝家之路，目標遠遠不只是“約稿”而已。

官方安排的活動之一，是讓“文革”中被批判後複出的文藝家與香港文學界的朋友會面，而他最想見的詩人艾青却不在裏面。那時剛從新疆勞改回來的艾青還沒有獲得平反。潘耀明便按照聶華苓女士給他的地址，“私訪”了艾青。激情似火、筆名“彥火”的潘耀明，見到早已心儀的大詩人艾青的興奮與激動，歷經磨難的艾青先生見到這位來自香港、仰慕自己已久的文學青年的驚喜與慰藉，想必都是難以名狀的。擺談中，艾青得知潘耀明最喜歡自己的兩首詩《我愛這土地》和《時代》，後來便特別謄抄了寫于1938年的《我愛這土地》，書寫了“若火輪飛旋于沙丘之上，太陽向我滾來”的墨寶給他留作紀念，潘耀明都收入了本書，使我們有幸觀賞。自此他們開始了多年的交往。在物資匱乏的年代，潘耀明自己收入幷不寬裕的時候，在香港熱情接待了艾青夫婦，還買了錄音機、計算機和速溶咖啡送給艾青。隨後，潘耀明在艾青家認識了閩籍知名詩人蔡其矯，從此結爲好友，也在本書中對蔡其矯做了專項介紹。

1981年潘耀明以虔誠之心，拜望冰心先生，後來又拜望過多次。他敬慕冰心戰勝病魔頑强的毅力和看待死亡超然的灑脫。冰心打心裏喜歡這位鍾情于文學的福建同鄉，顯得格外高興，特親自揮毫，寫了一張秀麗的小楷給他：“海波不住地問著岩石，岩山永久沉默著不曾回答；然而它這沉默，已經過百千萬回的思索。”潘耀明深爲感激地寫道：“這也是冰心自己的寫照。冰心愛大海，人世間一切的卑微、污穢和不安，都將爲大海廣袤的襟懷所淨化。無欲則剛，這也許使她能一直葆有青春的心態和清泉一樣清澈潔明的靈性。”

巴金先生也是潘耀明無比敬慕和多次拜訪的著名作家。他認爲，巴金一再彰顯“說真話”的精神，在假話滿天飛的今天，令人對他崇高的人格，肅然起敬。潘耀明去年在整理作家的手迹時，初步統計巴金給他的信札至少有十二封。最近重新翻閱作家信札時，又發現了巴金一封新的信。這封信是筆者負笈美國，在紐約大學攻讀出版管理和雜志學期間，巴金從上海寄給他的，袒露了心迹，彌足珍貴。潘耀明把這封信收進了本書，令我們也有幸分享。

潘耀明得知巴金逝世的噩耗時，悲痛之餘告訴了在英國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金庸先生，請他爲自己主編的新一期雜志“巴金特輯”寫篇文章。金庸得知後連夜趕寫了一篇悼念文章《正直醇雅，永爲激勵》。文中提到他早年讀《家》《春》《秋》，覺得沒有讀武俠小說過癮，“直到自己也寫了小說，才明白巴金先生功力之深，才把他和魯迅、沈從文三位先生列爲我近代最佩服的文人。”“如果我遇到巴金那樣重大的壓力，也難免寫些違心之論，但後來却决不能像他那樣慷慨正直地自我檢討，痛自譴責。”他還說，巴金在“文革”時飽受磨難，但意志堅毅，不僅活了下來，而且寫出了“這部擲地作金聲、驚天動地的《隨想錄》”“實在是中國文化界的大幸事”。相信這也是潘耀明和我們共同的心聲。

潘耀明對文學的鍾情與執著，使他能從作家們的作品中讀出別樣的韵味和價值。例如一般評論者往往將沈從文歸于鄉土文學，擅長寫鄉間的小人物。潘耀明却認爲，“貫穿沈從文作品的創作思想，是在城市與鄉村兩個世界的對立中建構的。人神的統一與分裂，人與自然的契合與人性的扭曲、原始生命力量等等，所有這些對人生的觀察，已使沈從文進入哲學的領域。”沈從文筆下的這些小人物，“都是有血有肉、可親可愛的，他們有勇敢、正直的人性的光輝的一面，也有愚昧無知和粗魯的一面，沈從文與其他作家迥然不同的，是他連這些小人物的負面也不忍苛責，而是以寬容諒解的態度視之，顯現他博愛的精神。”他對沈從文的欽佩不止于此，還不吝筆墨詳細介紹了沈從文因回避政治干擾，轉行研究古代服飾及相關文物的杰出成就以及爲此所付出的超乎尋常的艱辛代價。他認爲：“綜觀沈從文畢生事業，他的服飾研究成就不可能不提，值得大書特書。”

潘耀明痴迷這些作家學者的作品才華，同時也崇敬他們高尚的人格人品。俞平伯先生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就因《紅樓夢》批判犯上被打入冷宮，沉寂數十年，潘耀明認爲他的道德文章如高山流水，仰之彌高，照樣多次上門拜望，而且用了四節的篇幅介紹了這位一身傲骨的學者，如何在長期寂寥冷漠中堅持學術研究，筆耕不輟，碩果累累。從中我們也得知，俞平伯的處女作《紅樓夢辨》原稿失而復得的奇特故事。潘耀明推想：“假如俞平伯失去了稿件，假如他沒有出版《紅樓夢辨》，就不會發生1954年批判他的紅學研究，‘文革’也不會被當‘資産階級學術權威’來揪鬥……” 俞平伯也把《紅辨》稿的失而復得比喻爲“塞翁失馬”，不勝感慨。他將潘耀明這位熱情真摯的後輩視爲知音，俞平伯的外孫韋柰在《舊時月色——俞平伯身邊的人和事》一書中寫道：“外祖父喜他的爲人，也喜他的才氣，常誇獎他是一個很有作爲的青年。在潘耀明遷居太古城時，外祖父曾書‘既醉情拈杯酒綠，遲歸喜遇碗燈紅’聯贈他。”

本書名曰《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正是這充滿人性充滿愛的“爲人”，支撑著潘耀明付出了常人難以想像的時間、精力和心血，成就了與老一輩學者作家們難能可貴的隔代情誼。但是，能够使這些文壇大師們接納他幷長期保持聯繫，當然不能僅僅靠情誼。既然是知音，就要有共同語言，就要有令大師們覺得有話可說，有信可寫的豐厚的知識和學養。正是俞平伯所感受到的潘耀明的“才氣”，使他得到了大師們心悅誠服的認可

在學術界都流傳著這樣的說法，錢鐘書先生爲了做學問，常常是閉門謝客的。在潘耀明心中，“錢先生的學問如浩瀚大海，他學識淵博，精通五國文字。我看中國從古到今沒有一個人能與他相比，單是《談藝錄》與《管錐篇》的學術成就，已足以震古爍今了。”然而，錢先生不僅向潘耀明敞開了家門，多次與他推心置腹地交談，如有關《談藝錄》先後修改出版的經過等；還有不少書信往來，信中尊稱潘耀明爲“兄”；不止一次贈送潘耀明墨寶；更讓他拍攝了好幾張生動難求的照片，有一張照片上還有極少與外人合影的楊絳先生。

潘耀明的才氣，來自他多年對文學、對出版事業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勤奮努力。在數十年的生涯中，身兼多項國際國內文化交流重任的潘耀明，還出版了近30部書，每一部都有獨特的視角和思考，每一部都是妙筆生花、美文迭出。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就出版了《當代中國作家風貌》，後來又出過《當代中國作家風貌》續編，堪稱首屈一指。單是主編《明報月刊》近三十年，他爲之所寫的卷首語就將近300篇，如彙編成集也有好幾部。《明報月刊》是深受海內外廣大知識分子首肯和喜愛的雜志，每一期的內容都涉及時事、政論、科技、文學、藝術、美食等等，而且作者不乏名家大腕。要寫好這樣一本雜志的卷首語，所需要的有關知識涵養以及筆頭功力，可想而知。潘耀明不虛此職，信手拈來便是一篇篇包含歷史、文化、文學、哲思的泛散文，有學者稱他是“破繭而出的散文文體家”，實不爲過。

本書也處處閃現這位散文文體家的過人才華，比如：他寫端木蕻良送他的兩幀畫：“一張是羅漢松，一張是風荷，都是水墨國畫，不設色，更顯其功夫。羅漢松莽莽蒼蒼，粗壯的枝幹和如戈戟的針葉，頗見精神；風荷墨色厚重，迎風右擺，柔中見剛，別有韵致。”他寫汪曾祺的家書：“文字精練、幽默、風趣，可讀性極高。他寫他在美國所遇到的人和事及所見所聞所感，筆下如一條涓涓清流，澄澈中不含沙石，果然與一般家書迥异，後者往往失之瑣碎。”他寫秦牧的散文：作者文筆清新隽永，既有‘怒潮奔馬’那樣的豪放，也有‘吹簫踏月’那樣的清幽；既有司空圖《廿四詩品》中指出‘荒荒袖雲，寥寥長風’的雄渾，也有‘娟娟群松，下有漪流’的清奇。”他寫福建詩人郭風：“果爾蒙的大膽想像和奇异的聯想，凡爾哈倫的充滿了對于生之禮贊，力量和樂觀，阿左林的精煉簡潔的文句，對于西班牙鄉間和小鎮上的勞動者和景物的尊崇的感情，都對少年的郭風發生深刻的影響，特別是這些作家的象徵手法和對家鄉深沉的感情，對于郭風創作的影響，更是刻骨難忘的。”

潘耀明以他的爲人和才氣得到了大師們的信任和倚重，他們不但將自己的文章交給他主辦的《海洋文藝》和《明報月刊》發表，自己的書稿也請他幫忙出版。卞之琳先生與潘耀明有二十多封書信往來，其中不乏逾千字的長信。197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卞之琳的《雕蟲紀曆——1930—1958》，但因爲“私生活中一個隱秘因素”，他把1939年前寫的詩删去了不少，而潘耀明認爲這些詩的可讀性相對地高，所以利用在香港三聯書店任職的機會，爲他出版了繁體字版《雕蟲紀曆——1930—1958 （增訂版）》，增加了三十首詩，讓讀者一睹爲快。巴金先生的《隨想錄》繁體字版，也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請潘耀明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

潘耀明1978年與蕭乾相識，一直到他1999年去世，往來與書信從未間斷。1982年潘耀明第一次赴美，蕭乾怕他人生路不熟，給他寫了六七封推薦信，以便沿途有人照應，令潘耀明很感動。蕭乾和夫人文潔若晚年“搬動大山”翻譯《尤利西斯》，也令潘耀明深感欽佩。沈從文曾經是蕭乾的恩師，後來兩人之間有了怨氣，外人諱莫如深。蕭乾生前寫了《我與沈老關係的澄清——吾師沈從文》的文章，叮囑文潔若待他身後才發表。蕭乾逝世後，文潔若把文章交給了潘耀明，特地囑咐他在《明報月刊》發表。潘耀明遵囑發表于2001年12月號《明報月刊》，兩人結怨的前因後果才爲外人所知。蕭乾生前還寫有一篇三十多頁的長文，這是一本記錄了他初戀的私人筆記，也是請潘耀明在《明報月刊》發表的。

類似潘耀明與大師們親密互動的故事，本書中比比皆是。1983年秋，潘耀明與吳祖光、茹志鵑、王安憶、陳映真、七等生爲同一届的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邀請的華人作家。他與吳祖光同住一套房間，彼此分工合作，吳祖光負責去超市買菜，潘耀明則不辭辛勞負責烹飪每日兩餐，兩人相處三個月，關係十分融洽。臨別時吳祖光題贈報恩詩一首：“不屈爲至貴，最富是清貧”。潘耀明深諳，典出隋朝王通的名句，“不辱于人謂之貴，不取于人謂之富”，很能啓迪人心。這次相聚也開啓了潘耀明與吳祖光、新鳳霞夫婦的交往之旅。在潘耀明的筆下，我們不僅看到了文壇上這對現實版牛郎織女的戀愛經過，看到了他們在各自的舞臺所展現的精彩絕活，也看到了雙雙戴上右派帽子以及“文革”所經歷的嚴酷磨難，還看到了新鳳霞在被迫害致殘後，從文盲到筆耕不輟寫出三十部作品，逾四百萬字的著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潘耀明負責香港三聯書店的編輯部，曾參與籌劃了一套《回憶與隨想錄》，主要是老作家的回憶文集，其中有一部就是新鳳霞執筆的。

本書既展現了大師們的精神風貌、創作才華，也沒有忽視常被大師的光華遮蔽的女中豪杰的業績。趙清閣在文學史上往往是在談到老舍時，作爲他的紅顔知己被人們提及。但潘耀明用了將近一萬字的篇幅，歷數她多才多藝的非凡生涯。既披露了她與老舍相識相知難以割捨的情感，也記述了她後來爲此而付出的數十年的隱忍與孤苦。而潘耀明筆下的老舍夫人胡絜青也深明大義，晚年“竭力親自爲老舍整理了不少文集，還親自寫序。如《老舍文集》《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文牛》等，還把早年老舍創作、因政治原因未能出版的《正紅旗下》，也重新校訂整理出版。”同時潘耀明還讓我們知道了胡絜青本人也是師從齊白石的一級畫師，有幸見到胡絜青1981年在香港舉辦畫展時，贈給潘耀明暗含寓意、相當生動的小鶏包圍蟋蟀的中軸水墨畫。

可見，這部豐富而厚重的著作，在現當代文學史上應該是獨一無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