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敦煌修壁畫,面壁了四十年仍想繼續
轉載自故鄉與世界(ID:homelandandworld),文:葉倩雯

在敦煌研究院做壁畫修復研究的樊再軒總是很忙,忙著開會討論,忙著奔赴現場,忙著解决棘手的技術問題……自1981年來到敦煌,這樣的忙碌幾乎占據了樊再軒的大半生。
他的微信名字叫做“面壁三十載”,點明瞭自己工作的性質。作爲一位專業從事壁畫和彩塑保護修復研究工作的老專家,到2021年年底,他就到了退休的時候。
“但是我不會離開研究院,我還要再培養一些年輕人。” 說這句話的時候,樊再軒沒有一絲一毫的猶豫,“說實話,我已經對這份工作和敦煌産生了不可割捨的情感。”
敦煌研究院地處偏僻,缺少都市的繁華,某種程度上說,這裏就好像是一片歷史的“飛地”,生活在這附近的人,似乎離歷史比現實更近。誘惑也時常存在,據說上世紀90年代,他被派往日本東京藝術大學學習,曾有朋友勸他不如就此留下,日本經濟好,收入是國內的十倍。但他猶豫之後,還是選擇了回到敦煌。
“還是放不下這份事業。”四十年間,樊再軒從20歲的小夥子進入了花甲之年,幷在這裏結婚成家養育後代,他幾乎見證了敦煌莫高窟從寂寞荒凉到游人如織的整個過程。
熱鬧與他無關,當一波波中外游客在莫高窟欣賞壁畫的時候,樊再軒和團隊思考的却是衆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可能帶來的危害,以及如何及時幹預。
以下是樊再軒的自述。
01 我還記得40年前敦煌的風鈴聲
我成長在甘肅的嘉峪關,這裏離敦煌幷不算遠,文革結束後,敦煌研究院在酒泉、嘉峪關、敦煌這幾個地方招考了一批專業技術人員,我通過考試就被選到了敦煌研究院。在這之前,我也僅僅是在書本上知道敦煌,但是從來沒有去過,也幷不知道真實的敦煌到底什麽樣子。
我是1981年3月31號晚上到的敦煌莫高窟,當時已經就很晚了,我感到一種從未感受到的寂靜。我記得很清楚,甚至可以聽到九層樓的風鈴聲在叮噹作響。
第二天一早,我們就來到了莫高窟,真的可以說被洞窟裏的精美的壁畫震撼到了。
最初,我來這裏就是抱著找一份工作的心態,其實什麽都不懂。那時候敦煌研究院的前輩們對我們這些小年輕非常關心,從白天到晚上給我們上課,講敦煌藝術史,還會講敦煌石窟的保護,他們的堅守和奉獻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讓我慢慢也有了使命感,覺得自己應該保護好敦煌壁畫。
當時,國家的經濟還是相對困難,在這樣的情况下,爲了保護莫高窟,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人員。早在1960年代,國家就對莫高窟的崖體進行了保護,修築了讓人通行的棧道,有些洞窟還安裝了窟門。
我到莫高窟工作的時候,比較危險的崖體脫落和坍塌這樣的問題,前輩都已經解决了。我們面臨的是更細緻的狀况。我到現在還記得,我剛到敦煌的時候洞窟裏的壁畫和彩塑顔料層是有問題的,還有空鼓現象,嚴重了會出現坍塌;另外潮濕的空氣進入到洞窟以後,地上的可溶鹽潮解,酥碱的病害也比較嚴重。
幾個月之後,我被分到了保護所,在這裏我開始慢慢對敦煌石窟壁畫的病害有了認識,開始一點點學習如何修復壁畫。在一些人的想像裏,修復壁畫是把脫落和丟失的部分補成原來的樣子,可能還要繪畫,其實完全不是這樣的。


中國文物保護遵循幾條原則,第一個就是現狀保護,要保證文物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不可能重新再去對脫落的部分補色,這個是絕對不允許的。
很多時候,我們對壁畫的修復其實是通過研究解除病害,讓它變得更加穩定。
02 莫高窟492個洞窟,其中一部分不具備開放條件
我們對壁畫的保護經歷了搶救性保護、科技保護、日常維護和預防性保護等幾個階段,目前對莫高窟的搶救性保護其實已經都結束了,現在主要是進行科技保護、日常維護和預防性保護,將後三種相結合。
敦煌的保護從上世紀4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中期這段時間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搶救性保護。之前都是無人管理,能做的其實很有限,洞窟壁畫和彩塑急需搶救的部分非常多。進入到1990年代初,隨著國家的發展,敦煌保護的重要性也逐漸成爲共識,進入到了科學保護的階段。我們主要是對每一種病害進行科學的分析和診斷,做到有的放矢具有針對性的修復。
要說四十年來這裏最大的變化,應該是研究保護隊伍的壯大,我們剛來的時候,這裏的工作人員還不到一百人,現在有一千五百多人。我還記得當時做保護和修復的只有四五個人,現在要有兩三百號人。各種設備也在不斷的更新換代,當時只有很簡單的幾樣基本的工具,現在我們擁有各種現代化的儀器。
2021年,敦煌研究院實現了258個洞窟的數字化,通過對影像數字技術、數碼顯微技術和三維虛擬技術的利用,我們建立了數據庫,人們在網上也能很清晰地看到壁畫以及洞窟的結構。
這極大的方便了研究者和游客的不同需求,但是每年依然有絡繹不覺得人抵達敦煌,想要一睹莫高窟帶來的震撼。
目前,造成壁畫損害一個是人爲因素,一個是自然因素。在中國,人爲因素的影響現在已經幾乎降到最低了,解决自然因素的影響是我們工作的重點。我們會觀測洞窟裏的環境變化,溫度和濕度對壁畫産生的影響等等。莫高窟的大部分洞窟裏都放置了溫度和濕度的檢測設備,一旦數值超出或者低于控制範圍,我們就會立刻進行控制。


爲了達到更好的保護,我們對游客也進行了管理,采用預約管理,分時間段的參觀,其實這都是一種保護式的管理。
說實話,莫高窟的492個洞窟,其中一部分是不具備開放條件的,因爲洞窟比較小,十幾個人站在裏面就很擁擠了,游客進去很可能會擦傷壁畫。我們選擇開放的洞窟都是比較有代表性的,讓觀衆可以領略各個朝代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洞窟,保存也相對精美的中型洞窟或者是大型洞窟。
不僅如此,很多洞窟也不是長年開放的,我們會選擇輪流開放的辦法,有時候一個洞窟涌入很多游客,濕度變化的波動就會很大,游客呼出的二氧化碳很可能對壁畫也有影響,因此我們會開放一陣子就關閉,再開放一個新的,如此輪流,能起到更好的保護作用。
03 四十年了,每一次的工作對我都是挑戰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敦煌研究院同時也是國家古代壁畫和土遺址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我們不僅保護莫高窟,對甘肅省內外的石窟壁畫,殿堂壁畫,還有墓室壁畫都有保護修復的責任。

除了莫高窟,我走過很多地方。但是回頭看,工作四十年了,每一次保護修復的工作對我都是一個挑戰。就拿2021年剛剛完成的天梯山石窟壁畫修復來說,整個保護的工作也很漫長。
1958年,爲了解决天梯山附近農業灌溉和飲水的問題,政府要在天梯山石窟不遠處新修一個水庫。1959年開始,爲了保護文物,經過甘肅省人民政府批准,由敦煌研究院(當時還叫敦煌文物研究所)和甘肅省博物館一起對天梯山石窟的壁畫和彩塑進行搬遷,存放于甘肅省博物館。
2005年,在甘肅省人民政府和國家文物局的重視下,天梯山石窟的壁畫和彩塑大部分回到了武威,只有一少部分還存放在甘肅省博物館。
2013年,受甘肅省文物局的委托,敦煌研究院就開始對這一批搬遷壁畫和彩塑進行保護和修復,我們進行了病害調查和病害分析,分析病害産生的原因,進行修復試驗,經過七八年的時間,今年才完成修復。
天梯山石窟搬遷保護修復的過程特別艱巨,因爲當時是把壁畫從洞窟裏一小塊一小塊分割下來的。這些碎塊的地仗層的厚薄不一樣,切割縫的寬窄也不一樣,破碎得很厲害。最終我們還是攻克了各種難關,完成了這項任務。
這樣的困難有很多,文化保護涉及的學科很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也需要很多部門的配合。修復壁畫的過程,講起來是比較枯燥和專業的,也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一般來說,我們進入一個現場首先是要判斷病害形成的原因,如果是顔料層的問題,發生病害以後,可能就會産生鱗片狀的起翹,我們叫“起甲”,那就要通過注射粘結劑的辦法,把顔料均勻幷平整地回貼到地仗上;還有一種叫酥碱病害,我們叫“鹽害”,因爲是和鹽有關的,我們在加固地仗的時候,就要把地仗中的可溶鹽降低,我們叫“脫鹽”;還比方說空鼓壁畫,是指壁畫的泥層和後面的支撑體之間有了空隙,我們就要篩選出比較好的灌漿材料,注射進空鼓的部位,再把壁畫回貼回去。


04 退休後我也不會休息
回想起來,整個1980年代,敦煌沒什麽游客。這些年人們在物質文化提升的同時,精神方面的追求也多了。這麽些年,我對敦煌也産生了一種由衷的情感。疫情對敦煌研究院的工作帶來了一些挑戰,每當有新的疫情出現,很多修復現場也會關閉,所以工作的進度也會被耽誤。
轉眼間,今年年底我就退休了,但是我不會休息,單位也早就和我打好招呼,要返聘,持續進行保護工作,繼續培養年輕人。

現在從事壁畫修復的年輕人,學歷都很高,一般都是碩士和博士,除了他自己的專業能力以外,其實更重要的可能是要熱愛這份工作。要知道,莫高窟的地理位置是比較偏僻的,我們長年生活在一個山溝裏,在這裏工作要有吃苦的精神,也要有奉獻的精神。
老一代的敦煌人,像是常書鴻、段文杰等人,都是中國頂尖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他們早在1940年代就到敦煌,爲這裏付出了一生的心血。
我想,如果說他們這代人是造夢者,我們就是追夢者,年輕一代則是圓夢者,我希望敦煌之美可以這樣一直延續下去。(插畫:巨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