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敦煌修壁畫，面壁了四十年仍想繼續
轉載自故鄉與世界（ID：homelandandworld），文：葉倩雯
在敦煌研究院做壁畫修復研究的樊再軒總是很忙，忙著開會討論，忙著奔赴現場，忙著解决棘手的技術問題……自1981年來到敦煌，這樣的忙碌幾乎占據了樊再軒的大半生。
他的微信名字叫做“面壁三十載”，點明瞭自己工作的性質。作爲一位專業從事壁畫和彩塑保護修復研究工作的老專家，到2021年年底，他就到了退休的時候。
“但是我不會離開研究院，我還要再培養一些年輕人。” 說這句話的時候，樊再軒沒有一絲一毫的猶豫，“說實話，我已經對這份工作和敦煌産生了不可割捨的情感。”
敦煌研究院地處偏僻，缺少都市的繁華，某種程度上說，這裏就好像是一片歷史的“飛地”，生活在這附近的人，似乎離歷史比現實更近。誘惑也時常存在，據說上世紀90年代，他被派往日本東京藝術大學學習，曾有朋友勸他不如就此留下，日本經濟好，收入是國內的十倍。但他猶豫之後，還是選擇了回到敦煌。
“還是放不下這份事業。”四十年間，樊再軒從20歲的小夥子進入了花甲之年，幷在這裏結婚成家養育後代，他幾乎見證了敦煌莫高窟從寂寞荒凉到游人如織的整個過程。
熱鬧與他無關，當一波波中外游客在莫高窟欣賞壁畫的時候，樊再軒和團隊思考的却是衆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可能帶來的危害，以及如何及時幹預。
以下是樊再軒的自述。
01 我還記得40年前敦煌的風鈴聲
我成長在甘肅的嘉峪關，這裏離敦煌幷不算遠，文革結束後，敦煌研究院在酒泉、嘉峪關、敦煌這幾個地方招考了一批專業技術人員，我通過考試就被選到了敦煌研究院。在這之前，我也僅僅是在書本上知道敦煌，但是從來沒有去過，也幷不知道真實的敦煌到底什麽樣子。
我是1981年3月31號晚上到的敦煌莫高窟，當時已經就很晚了，我感到一種從未感受到的寂靜。我記得很清楚，甚至可以聽到九層樓的風鈴聲在叮噹作響。
第二天一早，我們就來到了莫高窟，真的可以說被洞窟裏的精美的壁畫震撼到了。
最初，我來這裏就是抱著找一份工作的心態，其實什麽都不懂。那時候敦煌研究院的前輩們對我們這些小年輕非常關心，從白天到晚上給我們上課，講敦煌藝術史，還會講敦煌石窟的保護，他們的堅守和奉獻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讓我慢慢也有了使命感，覺得自己應該保護好敦煌壁畫。
當時，國家的經濟還是相對困難，在這樣的情况下，爲了保護莫高窟，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人員。早在1960年代，國家就對莫高窟的崖體進行了保護，修築了讓人通行的棧道，有些洞窟還安裝了窟門。
我到莫高窟工作的時候，比較危險的崖體脫落和坍塌這樣的問題，前輩都已經解决了。我們面臨的是更細緻的狀况。我到現在還記得，我剛到敦煌的時候洞窟裏的壁畫和彩塑顔料層是有問題的，還有空鼓現象，嚴重了會出現坍塌；另外潮濕的空氣進入到洞窟以後，地上的可溶鹽潮解，酥碱的病害也比較嚴重。
幾個月之後，我被分到了保護所，在這裏我開始慢慢對敦煌石窟壁畫的病害有了認識，開始一點點學習如何修復壁畫。在一些人的想像裏，修復壁畫是把脫落和丟失的部分補成原來的樣子，可能還要繪畫，其實完全不是這樣的。
中國文物保護遵循幾條原則，第一個就是現狀保護，要保證文物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不可能重新再去對脫落的部分補色，這個是絕對不允許的。
很多時候，我們對壁畫的修復其實是通過研究解除病害，讓它變得更加穩定。
02 莫高窟492個洞窟，其中一部分不具備開放條件
我們對壁畫的保護經歷了搶救性保護、科技保護、日常維護和預防性保護等幾個階段，目前對莫高窟的搶救性保護其實已經都結束了，現在主要是進行科技保護、日常維護和預防性保護，將後三種相結合。
敦煌的保護從上世紀4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中期這段時間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搶救性保護。之前都是無人管理，能做的其實很有限，洞窟壁畫和彩塑急需搶救的部分非常多。進入到1990年代初，隨著國家的發展，敦煌保護的重要性也逐漸成爲共識，進入到了科學保護的階段。我們主要是對每一種病害進行科學的分析和診斷，做到有的放矢具有針對性的修復。
要說四十年來這裏最大的變化，應該是研究保護隊伍的壯大，我們剛來的時候，這裏的工作人員還不到一百人，現在有一千五百多人。我還記得當時做保護和修復的只有四五個人，現在要有兩三百號人。各種設備也在不斷的更新換代，當時只有很簡單的幾樣基本的工具，現在我們擁有各種現代化的儀器。
2021年，敦煌研究院實現了258個洞窟的數字化，通過對影像數字技術、數碼顯微技術和三維虛擬技術的利用，我們建立了數據庫，人們在網上也能很清晰地看到壁畫以及洞窟的結構。
這極大的方便了研究者和游客的不同需求，但是每年依然有絡繹不覺得人抵達敦煌，想要一睹莫高窟帶來的震撼。
目前，造成壁畫損害一個是人爲因素，一個是自然因素。在中國，人爲因素的影響現在已經幾乎降到最低了，解决自然因素的影響是我們工作的重點。我們會觀測洞窟裏的環境變化，溫度和濕度對壁畫産生的影響等等。莫高窟的大部分洞窟裏都放置了溫度和濕度的檢測設備，一旦數值超出或者低于控制範圍，我們就會立刻進行控制。
爲了達到更好的保護，我們對游客也進行了管理，采用預約管理，分時間段的參觀，其實這都是一種保護式的管理。
說實話，莫高窟的492個洞窟，其中一部分是不具備開放條件的，因爲洞窟比較小，十幾個人站在裏面就很擁擠了，游客進去很可能會擦傷壁畫。我們選擇開放的洞窟都是比較有代表性的，讓觀衆可以領略各個朝代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洞窟，保存也相對精美的中型洞窟或者是大型洞窟。
不僅如此，很多洞窟也不是長年開放的，我們會選擇輪流開放的辦法，有時候一個洞窟涌入很多游客，濕度變化的波動就會很大，游客呼出的二氧化碳很可能對壁畫也有影響，因此我們會開放一陣子就關閉，再開放一個新的，如此輪流，能起到更好的保護作用。
03 四十年了，每一次的工作對我都是挑戰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敦煌研究院同時也是國家古代壁畫和土遺址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我們不僅保護莫高窟，對甘肅省內外的石窟壁畫，殿堂壁畫，還有墓室壁畫都有保護修復的責任。
除了莫高窟，我走過很多地方。但是回頭看，工作四十年了，每一次保護修復的工作對我都是一個挑戰。就拿2021年剛剛完成的天梯山石窟壁畫修復來說，整個保護的工作也很漫長。
1958年，爲了解决天梯山附近農業灌溉和飲水的問題，政府要在天梯山石窟不遠處新修一個水庫。1959年開始，爲了保護文物，經過甘肅省人民政府批准，由敦煌研究院（當時還叫敦煌文物研究所）和甘肅省博物館一起對天梯山石窟的壁畫和彩塑進行搬遷，存放于甘肅省博物館。
2005年，在甘肅省人民政府和國家文物局的重視下，天梯山石窟的壁畫和彩塑大部分回到了武威，只有一少部分還存放在甘肅省博物館。
2013年，受甘肅省文物局的委托，敦煌研究院就開始對這一批搬遷壁畫和彩塑進行保護和修復，我們進行了病害調查和病害分析，分析病害産生的原因，進行修復試驗，經過七八年的時間，今年才完成修復。
天梯山石窟搬遷保護修復的過程特別艱巨，因爲當時是把壁畫從洞窟裏一小塊一小塊分割下來的。這些碎塊的地仗層的厚薄不一樣，切割縫的寬窄也不一樣，破碎得很厲害。最終我們還是攻克了各種難關，完成了這項任務。
這樣的困難有很多，文化保護涉及的學科很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也需要很多部門的配合。修復壁畫的過程，講起來是比較枯燥和專業的，也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一般來說，我們進入一個現場首先是要判斷病害形成的原因，如果是顔料層的問題，發生病害以後，可能就會産生鱗片狀的起翹，我們叫“起甲”，那就要通過注射粘結劑的辦法，把顔料均勻幷平整地回貼到地仗上；還有一種叫酥碱病害，我們叫“鹽害”，因爲是和鹽有關的，我們在加固地仗的時候，就要把地仗中的可溶鹽降低，我們叫“脫鹽”；還比方說空鼓壁畫，是指壁畫的泥層和後面的支撑體之間有了空隙，我們就要篩選出比較好的灌漿材料，注射進空鼓的部位，再把壁畫回貼回去。
04 退休後我也不會休息
回想起來，整個1980年代，敦煌沒什麽游客。這些年人們在物質文化提升的同時，精神方面的追求也多了。這麽些年，我對敦煌也産生了一種由衷的情感。疫情對敦煌研究院的工作帶來了一些挑戰，每當有新的疫情出現，很多修復現場也會關閉，所以工作的進度也會被耽誤。
轉眼間，今年年底我就退休了，但是我不會休息，單位也早就和我打好招呼，要返聘，持續進行保護工作，繼續培養年輕人。
現在從事壁畫修復的年輕人，學歷都很高，一般都是碩士和博士，除了他自己的專業能力以外，其實更重要的可能是要熱愛這份工作。要知道，莫高窟的地理位置是比較偏僻的，我們長年生活在一個山溝裏，在這裏工作要有吃苦的精神，也要有奉獻的精神。
老一代的敦煌人，像是常書鴻、段文杰等人，都是中國頂尖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他們早在1940年代就到敦煌，爲這裏付出了一生的心血。
我想，如果說他們這代人是造夢者，我們就是追夢者，年輕一代則是圓夢者，我希望敦煌之美可以這樣一直延續下去。（插畫：巨高興）
